学者简介：田冠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已经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打开了非常广阔的视野，很多判断也让我觉得深受启发。但我在这里还想为解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追问一些问题。这个角度，我称之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遭遇的薛定谔问题。薛定谔是现代物理学家中非常少见的对古希腊自然哲学抱有同情式理解的人物。他注意到现代科学的专业分化和价值中立使它只能在“有隔离墙的”的道路上艰难摸索，无法完全理解自然和人类的处境，而在古代思想中却存在一块空地，在那里，心灵和纯粹理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门类都尚未分裂，道路只有一条，而人类应当向那种迷人的原始统一性学习。因为带有这样一种态度，薛定谔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然哲学的评价，就更能耐人寻味。它表明了这样一种原始统一性的内部张力，也成为所有试图恢复这种统一性的思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薛定谔作为物理学家更赞赏德谟克利特的科学精神，但同时他也承认，科学会带来令人苦恼的局面。德谟克利特想要通过原子和虚空组成的世界模型实现“自然是可理解”这样一种科学假定，但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自然规律就压倒了道德规律。面对这一问题，德谟克利特谦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这同时也表明在一些最重要的人类问题上，科学必须承认无知，甚至那些科学可能知道的问题，科学的前进也是以承认无知的间隙为前提的。与之相反，薛定谔认为伊壁鸠鲁确信自己无所不知，但其实他只是给原子论的体系增加了谬误，以迎合某种人类事务的需要，伊壁鸠鲁学说的理由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政治。当然，因为科学不可能解释一切，至少人们不能等待科学解释一切，政治意见、宗教希望也并非完全不可取。

　　马克思显然是对科学怀有极大尊重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但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评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出发点，却更多是政治的、而非科学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同意聂敏里老师的判断，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马克思对于伊壁鸠鲁的兴趣，也是将其看作希腊启蒙思想的代表。他之所以认同“原子偏斜说”，是因为偏斜为个人自由保留了空间。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以及伊奥尼亚哲学，都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们都拒斥希腊社会中已出现的社会支配关系，拒斥权贵和富人对普通民众的统治。柄谷行人在《哲学的起源》中对此做了一些考证性的工作。据其所见，从游牧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转变，使古希腊的社会阶层逐渐固化，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伊奥尼亚哲学以及受其影响的伊壁鸠鲁哲学则试图恢复早期社会的那种个人自由和自主联合。因为伊奥尼亚作为工商业发达的殖民地社会，更倾向于建立自由贸易和自由评议的社会经济制度。青年马克思也正是在这里看到了启蒙思想乃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回到薛定谔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尽管包含很多天才洞见，但这种洞见与其说是出于可靠的科学，还不如说是出于敏锐的政治直觉。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甚至没有很好地意识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张力关系。而后者可能正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写作《资本论》时最重要的一种自觉意识。马克思当然不会像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那样直接将理解人类处境的希望建立在某种物理学的基础上。即便这一方案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它也无法满足人类事务所要求的那种紧迫性和具体性。但在古典经济学的直接启发下，马克思最终确信，社会生活的客观历史性规律和客观历史条件是能够被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又能够进一步被具有自主性的无产阶级所利用，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处境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思想准备。不拒绝人类的希望，并尽可能将这种希望与科学的严肃性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以上就是我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粗浅思考。除此之外，我还有两个问题想提出来和聂敏里老师、卞绍斌老师进一步探讨。一是当代古典学家如何看待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可靠性，是否会认同薛定谔或柄谷行人的看法，认为伊壁鸠鲁哲学更多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缺少理性的科学基础？二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科学的看法是否与其后期相同？是否可以认为，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的科学观本身也经历了转变？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资本论》能否成功回应薛定谔提出的问题。

　　（本文是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plus）学术沙龙”系列活动第一期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