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

　　《孟子通释》学术讨论会上舒大刚先生致辞：

　　我和景林兄本是同门，现在又居于同事之列。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我有幸先睹其貌。当时景林兄的这本书是为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发起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委托的儒学教材而作的。这部书是其中率先推出的一种，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从本意上讲，这部书应作为大学哲学系和儒学专业师生学习使用的教材。景林兄比较谦虚，他将此书作为个人的学术专著出版了。本书在学界受到了一致好评。

　　我也谈一点阅读这部著作的体会：这是一部功力深厚之作，将经学家的训诂传统和哲学家的义理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将传世文献及其训诂与出土文献及其再阐释结合起来，在训释方面具有开创性甚至是典范性的一些突破。这些见解散布在《孟子通释》的各个地方，不能一一列举，且以本书最后一章的阐释为例。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段话，我查了一下历代的解释，一般都是从时代的远近给予说明。比如尧舜对于禹和皋陶来说是亲见其人，而对于汤来说便是只闻其事了。汤对于伊尹、莱朱是亲见其人，而对于文王就只有听见其事。文王对于太公望、散宜生来说是亲见其人，对于孔子也只能是听闻其事。这样讲无可厚非，毕竟公羊的三世说也划分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这些都是按时代来划分的，但如果只是这样讲，那就太平淡了。宋代朱熹在《孟子章句》最后一章也是试图构建理学的道统体系，也是把大程子放在那个体系当中，并没有从认识论尤其是传承的这种典范意义上做出深刻的揭示。当然，他可能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能看到出土文献这样的便利条件。那在这个问题上，景林兄应该是大踏步地迈进了。在这里，他通过将出土文献《五行》篇，包括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等集合起来解读，揭示出儒家知道的两种方式：一个是闻而知之的圣者，一个是见而自之的贤者。认为在孟子所述的传道谱系中，承载着道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尧、舜、汤、文王、孔子在内的闻而知之者，一类是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在内的见而知之者。“闻而知之者”都是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一种新时代或者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见而知之者”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所说的贤者或者智者，是一种既成事业的继承者。我认为景林先生的这个归纳非常独到，而这个归纳也正如他说的，不是孟子贸然提出来，也不是景林先生自己主观提出来，而是有着深入的文献依据。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论证过程我就不多说了。景林先生就在传统的经解训诂基础上揭示了儒家传道、闻道两种不同的方式，很具创新性。这样一解读，孟子这段话就不单单是做历史的叙述，也是在做正道的一种阐释，同时结合《周易》里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对知识体系的划分来讲，这种趋势也是非常合乎逻辑与传承体系的。

　　今天景林先生已经被四川大学聘为讲席教授，他所倡导的教化哲学，必然在四川，在西南得到广泛的传播。先生义理、考据并重的这种学术特色也将在西部儒学界产生更大更广泛的影响，结出更好的硕果。

　　（舒大刚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孟子学新探暨《孟子通释》”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