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哲学时，人们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黑格尔这样两个表述：一个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个是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不管怎么表述，意思是清楚的：哲学不能离开时代。就连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都认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从历史上看，真正有影响、有作为的哲学，都不是远离时代的哲学；而且，越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越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都是产生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也是如此，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至近代新文化运动，这些思想繁荣时期恰恰是社会重要变革时期。所以，真正有作为的哲学都不能远离时代。离开了时代现实，就等于自我放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任何重大理论成果、重大理论突破，都不是从概念、原理推论出来的，不是从文本解读出来的，而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形成的。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深刻原因不在于其理论的深奥、体系缜密，而在于它敏锐地切中了时代脉搏，紧紧抓住了时代主题，回答了时代课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源，指明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类解放的方向，从而产生了划时代的思想影响。马克思之后，各种重大理论的提出、各种理论创新，无不是直面时代、把握时代的产物。

　　面对时代，就是要面对问题。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通过“声音”可以使哲学把握现实、切入现实，实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应当看到，这些年来学界“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虽然喊得比较响，但实际贯彻并不理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一种老看法作祟，即把学术性与现实性相对立，认为要增强研究的学术性，就不能强调现实性。这是对哲学本性的歪曲和背离。实际上，二者不是相悖的，而是统一的。哲学的学术性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体现在繁琐的考证上、概念的演绎上以及论证的思辨上，而主要是体现在对时代课题以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说明上，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是其学术性最为突出的表现。从现有的理解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通过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能够通过理论研究，给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正确的指引，这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可见，哲学的学术性不能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因此，对于哲学的学术性，不能仅仅从所谓的“纯学术”视界看，应当从其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内在关联来审视。哲学正是在回答和解析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真正体现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加强问题研究，首先要恰当地提出问题。问题提得准确，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促使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提得不恰当，只能误导理论研究，进而引起学术混乱。马克思指出，“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特别防范的一个现象是，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背景不同、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发展的推进方式不同、发展的逻辑不同，因而所遇到的矛盾、问题也不同。像发展中串联与并联的矛盾、循序与跨越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等，就是我们面临的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只有关注这些矛盾、问题，才能切入中国发展的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当提高捕捉问题、提炼问题的能力，要研究真问题。

　　加强问题研究，需要合理地分析问题。既然是理论研究，无疑需要加强对话、交流，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是，重视不等于依赖，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寄托于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错位。这样的研究，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答，无益于推进中国的哲学研究。对西方学术的盲目推崇，容易干扰我们的独立思考；对西方研究方式、方法的过分依赖，容易遮蔽中国问题的真实状况。西方一些理论似乎很严密、很有吸引力，但因其前提、条件的限制，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中国自己的理论，不能指望西方给我们提供方案。这就客观上需要打破路径依赖，进行自主性研究。

　　加强问题研究，需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哲学研究，不是一般地“做学问”，应当经世致用。尽管哲学不是实证科学，不是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不是要给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方案，但还是要通过经验材料的研究、通过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和看法。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应当提出鲜明的主张，表明我们的基本立场。现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矛盾与问题前所未有，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严峻的时代问题，我们的哲学应当作出积极的回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引领。这样的回应和引领，同时也是对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将会有效地建立和完善起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