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哲学的开端是从对黑格尔的反叛开始的。众所周知，黑格尔强调整体和综合，属于那个认为仅凭形而上学推理和逻辑演绎就能获得关于宇宙整体知识的哲学家阵营。这样的观念，在当代分析哲学看来，既过于雄心勃勃，又陈腐和不切实际，正如罗素所言，那种试图建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尝试与推动现代哲学发展的怀疑精神和分析的方法格格不入。黑格尔的法和国家的学说尤其受到诟病，他对个人权利的轻视和对共同体地位的一再强调使其更像个前现代社会的哲学家。

　　但是，就像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思想也充满了内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使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并依然活跃在现代哲学舞台：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已是当代哲学不可忽视的事实。这种复兴既是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重新靠近和审视对方并试图进行某种沟通和融合的结果，也是对权利本位的自由主义感到不满的研究者们试图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一些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需要，确实，黑格尔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为当代政治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替代性的方案，他甚至被视作从19世纪步入当代的社群主义的代言人。

　　人们经常习惯于把黑格尔与康德相提并论，后者被视为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开创者，前者被视为这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们虽然共处一个传统之中，但二者的差异是如此之大，颇有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以致我们经常要面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非此即彼的抉择。一个研究者似乎很难同时对这两个哲学家感兴趣，就像一个文学爱好者很难同时喜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邓安庆教授大概属于少有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外，他不仅是同时对康德和黑格尔感兴趣的学者，而且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在翻译和研究两方面都卓有建树的学者。这大概基于他一向怀有的一个牢固信念：任何研究要走向深入，就必须面对和化解自己的反题，不能对批评者视而不见。黑格尔既是康德的继承者，又是康德的批评者。正是在黑格尔那里，康德的义务论被贴上了形式主义的标签而遭到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伦理生活并非达到道德决定的一系列形式程序，它根植于习俗、传统以及共同体的实践。但是与他的希腊前辈不同，黑格尔思想的现代之处或者说其生命力在于，伦理生活的制度与实践是被反思性地加以接受的，它们必定是对意志的充分表达，否则就缺乏正当性。因此，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只是提供了一个现代自由得以可能的伦理语境。黑格尔并不无条件为国家的合法性辩护，他的伦理学也并非反个人的，相反，他强调：伦理是自由的理念，但是，这种自由是活生生的。他所反对的是把真理仅仅视作一种应然，因为现实的是活生生的善。但是黑格尔并不因其为共同体辩护而反对自由主义，他仍旧坚持良心自由、机会均等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但也决不能说黑格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其说黑格尔在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并决然站在一边，不如说他努力在现代国家的观念中把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综合起来。黑格尔政治立场也许可以用德国学者曼弗雷德·里德尔的一本书名来定位，这就是不久前翻译成中文出版的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而这本书的两位译者朱学平和黄钰洲正好是我主持的那场讲座的评论人之一和主讲人。黄钰洲博士主讲的题目是“法哲学与世界历史的海洋——爱德华·甘斯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命运”，黄博士重点考察了国内学界相对陌生的爱德华·甘斯的法哲学思想，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爱德华·甘斯经常被视为黑格尔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但黄博士的报告也向我们展示了二者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尤其体现在对宪法问题、反对派理论和阶级斗争等的理解上，在这些问题上，甘斯的许多论述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远比黑格尔勇敢、直率和充满自由气息。黄博士的报告拓展了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地，让我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所谓康费谢黑四大家上，也要关注他们之间的节点和之后的接续。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更为完整、丰富和生动的哲学史图景。

　　阿多诺曾嘲笑那种借哲学家的纪念日对哲学家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的做法，在他看来，试图从黑格尔的思想中区分出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然后去追问黑格尔对当代意味着什么，不如去问当代对黑格尔意味着什么？阿多诺所完成的问题转换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个黑格尔一再思考过并给出了经典回答的问题，阿多诺虽然自认为是严肃地对待黑格尔及其哲学的人，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意味着他通过捍卫黑格尔的方式背离了黑格尔，或者说通过背离黑格尔方式捍卫了黑格尔：如果黑格尔说的是对的，我们就不得不为时代而放弃黑格尔。哲学固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当时代与哲学错位时，我们应该站在时代一边还是哲学一边？哲学固然会错，但时代就不会错吗？一个荒谬的时代需要哲学去校准。

　　2020年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2021年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发表200周年，这为哲学界重燃对黑格尔的兴趣提供了契机，学界也确实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在康德研究的规模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人们终于稍稍把目光又移向了黑格尔这位被冷落多时的哲学家。而邓安庆教授今年组织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可以说真正掀起了一个黑格尔研究的小热潮，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和评论人均以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开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学术话题、深刻的思想洞见集中展示了我国新生代黑格尔研究的实力和路向，为听众奉献了期待已久的思想盛宴。这个系列讲座的主题所标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提醒我们关注和思考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见解容易走向分裂：或者认为黑格尔不够现代，或者认为黑格尔太现代了，这些观点在黑格尔的不同著述中似乎都可以找到佐证：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中的确有一些与现代主流思想不合拍的东西；另一方面，他的很多思想又通往现代，甚至直接就是现代思想的核心。黑格尔试图解决哲学向他那个时代的人提出的一个课题，这就是如何把康德的激进的道德自主性与作为社会基础的宇宙秩序观念结合起来。黑格尔的策略是在其政治哲学中创造性地引入了变化和历史性维度，他以此突破了以往的政治哲学单纯的合法性维度，使得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合为一体，用其《历史哲学》中的著名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历史除了昭示天命的安排之外，不昭示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当黑格尔认为，对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直接就是对历史的讨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破译“理性的象形文字”时，他又走得太远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固然是有意义的事件，但并不一定都是具有正当性的事件，特别是并不一定都是具有最高正当性的事件。

　　甘斯尝言：他从未让自己拘泥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单纯形式，而是在提取了对其有用的东西之后，就开始重新追寻一条自由之路。我想，这也应该是研究者对待每一份哲学遗产的态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