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凌波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广播电视学系主任。担任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中国传播学会第四届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政治传播、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专著《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获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

　　文明的交流互鉴离不开媒介，媒介与文明之间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历史上人类发明的诸多媒介技术、媒介符号和媒介系统，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介质（中介力量），也是文明的构成性元素，媒介本身也是文化技艺。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变革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交流的规模与方式，并在根本上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世界交往与文明交流形态。

　　文明交流是一种媒介化的世界交往活动。人类社会普遍性的交往活动及其展开，与生产力的发展包括交往工具的进步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和社会的宏观视角，用交往概念阐述主体间的实践活动与联结关系，涵盖了物质的、精神的、符号的一切交往形态，并扩展到了民族交往和世界交往的范畴。这为我们分析当今世界的信息传播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概念基础，超出了狭义的传播学视角。实际上，20世纪以来兴起的传播学在理论关怀上逐渐“收缩”，偏重于信息、符号的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一方面将交往关系简化为主客体二元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抽离了历史向度和生产实践，呈现出以信息/媒介为中心而非交往为中心的研究面貌。

　　我们回到世界交往的视角，就是要重新发掘被传统传播学范式所忽略的文明之间交流的重大问题。在文明史研究中，汤因比在比较诸种文明形态之兴衰时，认为文明碰撞会引发不同的回应并导致复杂的后果。布罗代尔则指出，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等交往方式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还会改变文明的边界。总之，不管是文明兴衰论、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融合论，都离不开文明之间如何交流、采取何种交往方式和手段等问题。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交往”概念，是具有世界史和文明史眼光的整体概念。

　　我们一般将媒介作为文明的载体，视其为记录文明信息的工具，却忽视了媒介之于文明的深刻意义。从媒介的视角来看，媒介逻辑深刻地嵌入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中，塑造了古代交往体系和现代世界交往体系，文明交流相当程度上受到一个时代媒介技术和交往工具的限制，也因媒介革命而获得新的可能性。从狭义上讲，文明通过媒介而得以交流/传播/交往，从语言、文字、印刷、电子到互联网媒介的演进，媒介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扩大、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是同向的；从广义上讲，文明通过媒介而被保存、记忆、感知、共享，因而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无媒介而不可。文明交流总是通过媒介来实现，这是一种媒介化的世界交往活动。

　　世界交往进入新阶段。在数字媒介技术变革作用下，世界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直接的交往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世界交往。这一进程与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时代相同构。正如姜义华指出，信息文明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使人在历史上成为真正具有直接世界联系的人。进一步看，数字世界交往有如下方面特征。

　　第一，数字世界交往是建立在元技术、后勤型媒介逻辑上的复杂体系。从基特勒到彼得斯的媒介哲学，都十分强调媒介作为人类存有的本体论意义，具有组织、协调人和物的关系的基础功能。在此意义上，互联网只是媒介技术的表层，而底层的媒介元素则是通信技术、代码、算法等组成的技术系统。这一技术系统不仅塑造了人们交往的信息语法，而且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提供了标准格式。

　　第二，数字世界交往关系是全时、全域形态的，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交往体系。除了民族国家仍然作为重要的交往主体外，宏观上以文明为基本单元的交往活动、微观上以人为交往主体的世界交往活动都得到了极大扩展。随着数字孪生、赛博人等新现象出现，数字交往看起来指向虚拟的交往，然而物质交往依然十分重要。数字交往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即媒介基础设施条件、物质交往需求、资源（技术）供给等是交往前提，而交往关系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将数字技术落后的地区与人群连接到超级信息系统中。

　　第三，数字世界交往方式更加“轻盈”与流动，同时又呈现出平台化交往的新特征。工业时代的世界交往以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而数字时代的交往，则以个体式、碎片化、多样化为特征，图像社交、短视频社交、游戏社交风靡全球即是表征。然而，平台在背后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大型跨国企业、超级互联网公司、全球供应链等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过程中，平台正在成为世界交往的行动者之一，跨越了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传统交往边界。

　　数字世界交往的兴起为文明的交流互鉴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首先，数字媒介是现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文明的最新成果，它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在数字媒介上人们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态，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形式，文明交流与文化融合创新交织在一起。其次，文明交流过程中的文化遗产、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内容都可以被数字化，交流过程也被存储于云端，这与前数字时代存在显著区别，时间与空间问题不再制约文明交流，能否数字化则是影响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最后，文明交流主体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既是现实的交往也是虚拟的交往，既是在场的交往又是离身的交往，文化族群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简言之，数字媒介是文明交流的“镜像”，文明交流在媒介中存在。

　　中华文明的传播观与文明交流的新范式。在新的世界交往和文明交流形态下，中华文明正在以一种古老而又崭新的姿态推动人类文明的新发展。中华文明是不断同其他文明融合并保持自身特征的连续统一体，是一种开放的、世界性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明的传播观至少具有两个向度。一是具有历史向度。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以汉字为基础的媒介系统，并产生了书写文化与印刷文化传统，注重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二是具有世界向度。不论是天下观，还是共生交往观、对话文明观，中华文明的传播观是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是具有世界交往意义的观念，是开放、共享、沟通、对话的交往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在历史和世界意义上阐明了中国倡导的平等、正义、开放、包容、和谐的新秩序和文明交流互鉴理想。从世界交往的视野来看，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频繁交流、互动、互鉴，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交往特征、可沟通性。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不断推出，中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工程建设，中国文化的海外平台推广等实践，展现出数字媒介在不断提升着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数字媒介语境下，一方面，元技术、全球媒介基础设施和数字世界交往体系为中华文明的世界交往提供了新的连接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媒介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多元、开放、尊重、包容、对话、互鉴等交往特征，与数字媒介变革下的世界交往形态高度契合。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面向数字媒介变革的世界交往观，为文明交流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