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新闻学、数字媒体文化研究。

　　随着全球新闻业的深度数字化，主流新闻实践正处于加速转型中。新的媒介生态不仅要求新闻业对传统新闻生产程式进行优化，对新闻流通机制中各元素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整，对新闻接受与消费活动的规律进行探索，更期望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能够立足于新的生产实践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理念，于总体认知层面锚定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值此攸关的历史转型期，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在新技术环境和新历史条件下的新范式应运而生，并为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开启了全面革新的进程。

　　与经典新闻学相比，数字新闻学体现出了三方面的新特征。其一，整个新闻学话语体系从“职业中心”“文本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变，数字新闻学理论更加关注普通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介入新闻生态的行为逻辑和社会影响，用户作为最重要的新闻行动者成为构成当下新闻生态最活跃的要素。其二，新闻学研究超越单一主体和线性分析，日益将循环往复且高度语境化的“关系”和“互动”作为基础分析单位，不断在构成新闻生态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机构、机构与技术之间的动态连接中探索理解新闻规律的路径，其中最基本的关系则是新闻生态与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之间的关系。其三，技术变迁给新闻实践制造了新的伦理困境，新闻经验的个人化趋势为新闻业制造了一系列“反公共性”的危机，动摇了新闻媒体机构的公信力和主流新闻议程的合法性，数字新闻实践与一般性数字信息实践的边界不再清晰，新闻伦理日趋成为大众数字媒介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呼唤我们重建新闻学的规范体系。

　　数字新闻学在上述范式转型中，受到两种观念传统的影响。第一个传统主要源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其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进程是由各种类型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的，关系之外别无他物，而人不过是构成这一关系网络的一类行动者而已。技术、制度、思想、机器等生产要素在这一网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社会进程的理解应当来自于对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第二个传统则是媒介环境学的一系列经典阐释框架，这套框架秉承生态主义的思路，拒绝将信息传播过程视为从生产到接受的线性链条以及以效果分析为核心的功能主义观点，强调由技术构成的媒介环境对行为、习惯、关系和文化的培育机制，并基于对“生态健康”的追求而不断提出反思性、批判性的媒介规范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数字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行动体系，而媒介环境学则促使数字新闻学理论不断将知识生产与价值重申紧密结合，它们构成了驱动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力量。

　　中国是全球信息传播与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国家，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的独特经验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本土新闻观念对媒体“沟通”“交流”“组织动员”的功能设定，与数字新闻生态的“根块式”认识论结构高度契合，令整个中国新闻业态的转型拥有更为顺畅的逻辑，并为数字新闻学提供了“政府—平台—用户”动态平衡的阐释框架，促使学界反思传统新闻学“效能至上”的工具论思维，将生态的思维全面引入新闻实践与研究。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所秉持的“人民史观”培育了具有文化能动性的新闻公众，这一群体在数字时代不断转化为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革新意愿的新新闻主体并重塑新闻业的总体文化，推动以建设性新闻为代表的介入性新闻样态的发展，形成既与全球趋势融为一体又有别于欧美社会的独特发展模式，为新闻学研究的学术重心从“机构”向“用户”的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过去十年间，中外新闻学理论发展既有共识，又有差异。总体上，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体现出重实务、重政策、重规范的特征，较欧美新闻学体系有更加鲜明的人文和思辨色彩。表现在理论发展的路径上，一方面，中国新闻学界更加注重从新技术驱动的前沿实践中不断形成伦理和价值层面的规范理论，通过对“信息茧房”等热点概念的反复辨析与深度讨论，致力于将新的规范理论应用于不同的实践范畴；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媒体政策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在新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但有力地影响了学界对于欧美经验加以借鉴的标准，而且培育了完全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独立的创新理论，成为多元化的新闻认识论的重要构成维度。相比之下，欧美新闻学的发展体现出重理论、重方法、重解释的特征，实证研究成果丰硕，但规范理论探讨较少。与中国相比，西方新闻学界采取了高度稳健（因而也相对保守）的成长策略，对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十分谨慎。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西方主流新闻学理论在数字时代演进的具体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支配其演进的基础逻辑较为一致。其一，学界普遍认为数字新闻学之于经典新闻学，首要的是一种体系性而非知识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概念框架、阐释话语和理论化风格等诸多方面，对经典新闻学进行着本质性的改造；数字新闻学并非通过扩充或更新传统理论资源来解释“数字的”新闻实践，而是将“数字性”视为一种本质性的思想内核，实现对经典新闻学的结构重组和价值重建，这在中西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脉络中均有显著体现。其二，数字新闻学由于“绑定”了全球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深度数字化进程，因而在理论的观照面和渗透力上均较经典新闻学有显著的提升，其发展同时受到与技术分析相关的多个前沿学科、多元语境下的学术传统，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新闻业发展趋势的国家话语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数字新闻学理论自由生长的制约因素，也为这一新范式与不同经典或前沿的观念和话语的对话预留了巨大的空间。其三，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国家，均出现了回归新闻的基本概念、重构新闻研究的基本范畴、重新界定新闻业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角色的“本质主义”思潮。学界逐渐意识到，在“深度数字化”的进程中，原本构成我们“基础新闻认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真实性、客观性、人民性等专业理念，以及舆论监督、信息民主等价值准则，均已拥有新的形式或内涵。而对于一个有效、有益的数字新闻学体系的构建，要求学界必须“重新扎根”，基于新的经验生成新的知识。

　　因此，中外数字新闻学研究者拥有展开有效对话的坚实基础和构建“理论团结”的实现前景。这一前景以数字时代全球信息生态的休戚与共为经验前提，以准确阐释人与技术日益复杂和深刻的互动关系为实践形式，以新闻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维系自身文化重要性并推动信息文明的实现路径为价值归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验不但是独特的，而且是重要的，它关乎14亿人的新闻经验如何服务于公共福祉，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怎样为信息文明作出贡献。立足于本土实践经验与学术传统，与全球学界展开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将使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更好地参与、介入甚至引领全球主流新闻学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发展，从独特性中凝练出普遍意义。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一片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