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嵌入高校融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全链条。当机器可以写稿、生成视频、预判传播效果时，高校融媒体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发布平台，而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方式与价值根基。 

　　高校融媒体生长于独特的制度土壤。它既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也是网络育人的重要载体，同时连接起校园文化与地方公共生活两方面。这种多重使命叠加的状态，使其与追求流量效率的商业媒体有着本质不同的运行逻辑。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渗透正在模糊这一边界。当人工智能技术以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承担大量内容生产工作时，一个深层问题随之浮现：高校融媒体的核心能力，是否正在从信息生产能力移向价值判断能力？ 

　　近年来，有不少高校融媒体尝试引入AI辅助写作、智能剪辑、数据抓取等技术，生产效率确有明显提升，但也暴露出内容同质化、价值导向模糊、文化深度不足等问题。技术赋能的背面，是人文考量被挤压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将高校融媒体的智能化转型，从技术应用的工具性问题，提升为关乎价值立场与文化自觉的根本性议题。 

　　一、生产流程的重构：从线性作业到人机协同 

　　传统高校融媒体的生产流程，大致遵循“采访—写作—编辑—审核—发布”的线性次序，各环节边界清晰，责任主体明确。编辑的工作重心在于文字打磨、事实核实与内容把关，即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作业链条，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逐渐瓦解了这个结构。资料搜集可以由AI快速完成，初稿可以在数秒内生成，同一内容能被快速改编为消息、短视频脚本、公众号推文等多种形态。生产流程由此从线性推进转向网状协同，人与机器的频繁互动成为常态，数据驱动、实时迭代取代了按部就班的节奏。 

　　流程变化的技术意义显而易见，但更深层的影响在于编辑角色的位移。当机器承担了大量写作任务，编辑的价值便不再主要体现于文字加工本身，而须在更上游的问题上给出判断：这条内容是否值得做？以什么角度切入？传递何种价值？事实是否准确？即编辑从“怎么写”的执行者，变成“为何写”“以什么标准写”的决策者，发生了从“何以生产”变为“为何生产”“以何为准”的实质性变化。 

　　与此同时，一个关键分野也变得清晰起来。商业媒体在人机协同中可以优先考虑效率最大化，但高校融媒体的制度属性与育人职能，决定其必须在效率之上保持更高的价值尺度。技术可以辅助生产，但不能替代判断；可以提升速度，但不能迷失方向。这一基本立场，构成了“价值治理”理念的实践起点。 

　　二、价值机制的调整：从信息在场到意义在场 

　　技术逻辑的变化，必然引发价值生产机制的深层调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融媒体的核心任务可以概括为“信息的采集与在场呈现”——确保校园动态、学术活动、工作部署等资讯及时、准确地触达受众。这是一种以信息覆盖率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旧有模式正面临着新的处境：一方面，AI在信息整合、结构化生成、多模态转换方面效率很高，能够较好地解决“信息在场”问题，把人力从繁重的初稿撰写和素材整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生成逻辑本质上是基于数据概率的拼接与推测，它难以理解文化符号背后的情感温度、历史脉络和社群认同，更无法自主完成价值提炼与意义阐释。 

　　技术的短板恰恰标出了高校融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在地方文化传播、非遗活化、乡村美育等基层实践中，简单的活动报道与信息传递已经远远不够。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融媒体对化橘红文化节的故事聚焦、闽南师范大学以短视频记录“漳州吟诵”非遗项目、东莞理工学院开展非遗影像纪实创作等实例都体现出同一种自觉：传播不是对地方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学术资源与青年实践的碰撞中完成“文化再生产”。从这个过程中能清晰地看到，编辑角色已经转变为了“文化中介者”，即将地方性知识、青年成长议题与社会变迁脉络进行关联，以人物化、故事化、场景化的深度叙事，赋予信息以思想厚度和情感温度。机器负责效率与形态，人工负责价值与深度——这种人机分工格局的确立，标志着高校融媒体正从“信息在场”迈向“意义在场”。 

　　三、传播边界的拓展：从校园窗口到公共节点 

　　长期以来，高校融媒体的受众主要锚定于校内师生，内容生产带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但近年来，在广东省启动实施百校联百县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学校美育浸润计划、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政策载体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融媒体将触角伸向乡村、社区和文化现场，打破了校园围墙的物理与心理区隔。这意味着高校融媒体开始进入地方公共文化生产的链条，成为连接高校知识资源、青年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性场域。其传播内容不再只是校园内部的事务公告，而是地方文化再生产的重要产出；其受众也不再限于师生，而扩展到地方公众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 

　　与此相应，高校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三重位移：在传播定位上，从信息发布者转向价值表达者；在传播空间上，从校园内向型平台转向地方协同型文化节点；在传播主体上，从事件记录者转向文化意义的共同阐释者。这三重转型，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功能定位——价值治理。 

　　四、“价值治理”的路径构建 

　　新范式的确立，需要制度安排跟进监管。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既带来效率红利，也催生出新的风险。事实性差错、表述失范等问题已引起不少关注，但更隐蔽的风险在于“责任弥散”，即在“AI生成—人工修改—多端发布”的链条中，如果缺乏刚性约束，算法逻辑可能悄然置换价值判断，内容责任的归属也会变得模糊。对高校融媒体而言，这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育人底线的守护。 

　　应对这些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工具层面的修补管控，而需要上升到治理层面，建立起一套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应用的制度框架，具体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在原则层面，确立“技术辅助、人工主导、价值优先”的刚性准则。人工智能可以服务于内容生产，但不得替代人工创作、价值判断和终审把关，从根本上划定技术介入的边界；在机制层面，建立事实核验与价值审核双重把关体系。AI生成内容必检，事实信息必核，价值导向必审，形成“AI辅助—编辑初审—专家复审—负责人终审”的闭环流程，以制度化的审慎，防范技术可能带来的价值偏移；在队伍层面，着力培养具有新闻素养、思政素养、技术理解力和文化阐释能力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能够在人机协同中从容地完成价值判断。　　  　　

　　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助推高校融媒体突破“内容传播”的既有模式，转向“价值治理”的新领域。未来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不在于对技术潮流的紧紧跟随，而在于以充分的文化自觉与制度意识，把技术“动能”转化为价值“势能”，在效率与价值、赋能与把关、校园与地方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审慎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在智能传播变局中，建立起有方向、有温度、有深度、有担当的高校公共传播范式。

　　（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