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思想界涌现出一股以“技术封建主义”为核心标识的激进思潮。该思潮代表人物如希腊学者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等断言，数字时代的大型科技平台已蜕变为“数字封地”，平台所有者成为新的“云领主”，用户则沦为“云农奴”，利润逻辑被租金逻辑取代，资本主义正走向终结并复归于一种“技术封建主义”。这一论断以其尖锐的批判姿态和富有冲击力的隐喻，迅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核便可发现，“技术封建主义”更像是一个包裹着激进外衣的当代神话，其叙事在历史观、批判焦点与革命前景上面临着深刻困境。穿越这一神话的迷雾，回归并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才能科学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探寻真正的超越之路，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石在于其独特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将当下的数字平台经济类比为中世纪封建制度，描绘出一幅“封建共同体—资本主义异化—技术封建复归”的历史图景。这种做法看似新颖，实则陷入了一种历史循环论的窠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进程。马克思深刻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强调了生产力性质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技术封建主义将数字技术的发展简单解读为历史的“倒退”或“循环”，用“云领主”“数字地租”等封建隐喻裁剪现实，这不仅忽视了从封建的“超经济强制”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的历史性转变，更关键的是，它遮蔽了数字生产力蕴含的为更高社会形态准备的物质条件。数字平台展现出的生产高度社会化特征非但不是封建性的证明，恰恰相反，它以更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这一基本矛盾的当代形态。技术封建主义的历史叙事因其非辩证性和非历史性的方法，最终沦为一种对历史想象力的束缚而非解放。

　　在批判层面，技术封建主义将焦点集中于“数字地租”的兴起和“算法自主性”的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平台垄断的新特征，但其分析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技术封建主义宣称“利润已死，租金当立”，将地租视为一种独立于甚至取代剩余价值的新剥削形式。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利润和地租都是剩余价值的特殊转化形式，归根结底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平台凭借垄断地位收取的高额“租金”，其本质是对包括平台内外劳动者在内的整个生产链条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的再分配和攫取，而非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独立的剥削形态。将批判矛头仅仅指向作为表象的“租金”，而模糊了剩余价值这一剥削根源，无异于舍本逐末。

　　同样，技术封建主义常常渲染“算法自主性”，将算法描绘成脱离人类控制的自主力量，将剥削归咎于技术本身。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掩盖了算法不过是资本意志的编码和执行工具这一事实。算法的设计、部署和应用，始终服务于特定的资本权力结构和制度赋权。所谓“算法的陷阱”实则是“资本的陷阱”。将批判的焦点从社会关系转向技术物自身，必然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被弱化，从而陷入为制度辩护的隐性共谋。

　　基于上述历史叙事和批判逻辑，技术封建主义提出的革命方案也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它用基于依附身份的“云农奴”概念取代基于经济地位的“无产阶级”范畴，其提出的变革路径，如瓦鲁法基斯设想的“民主化公司”“数字抵制”等，要么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的改良幻想，要么是局限于流通领域的象征性反抗。

　　“云农奴”这一标签虽生动描绘了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困境，却模糊乃至消解了其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本质。他们不占有数字生产资料，只能以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为生，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甚至日益被抽取和商品化的“注意力”。这种哲学宿命论层面的对“主—奴”关系的概念置换，遮蔽了无产阶级通过自我解放而成为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洞见。而技术封建主义的行动纲领，无论是呼吁用户抵制平台还是构想员工持股的“民主公司”，都未能触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技术封建主义试图在资本逻辑支配的疆域内寻求突围，最终只能要么被资本收编，要么流于空想，无法指引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道路。这种“不能承受的革命之重”暴露了技术封建主义在政治实践上的软弱性与虚幻性。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作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激进回应，其价值在于敏锐地触及了平台垄断、数据控制等新现象，但其理论内核却充满神话色彩。它在历史观上陷入循环论，在批判上诉诸表象描述，在革命策略上坠入空想，总体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这一思潮的流行，在深层次上反映了西方左翼在理论上的焦虑与困境，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文化症候。

　　要真正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穿越“技术封建主义”这类神话叙事，坚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

　　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将数字技术的发展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量，揭示其如何既为资本主义的延续创造条件，又使其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激化，从而为历史的进步趋势提供坚实论证。

　　第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发展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阐释数字劳动、数据商品、平台租金等新现象背后的剥削本质，阐明它们依然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展开与变形。

　　第三，坚守阶级分析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原则，在劳动者生存状态“云农奴化”的趋势中，重新发现无产阶级的当代构成与历史使命，探索数字条件下的阶级意识生成与政治组织新形式。

　　综上所述，只有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深处，我们才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不为光怪陆离的当代神话所迷惑，从而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开辟坚实的理论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4&ZD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