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当下，不同于以人的体验、生活叙事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人类时间”，“算法时间”正逐渐成为理解社会节奏变迁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以计算速度、预测能力和数据循环为核心的技术时间结构，更日益演变为组织生产方式、劳动模式和日常生活的隐性框架。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时间并非中立的自然尺度，而是始终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随着算法不断嵌入社会运行，时间的非中性特征被显著放大：谁设定时间节奏，谁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实践的主导权与行动边界。算法加速、预测模型与数据闭环持续重塑生活世界，人的实践方式与主体意义面临被重构乃至异化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算法加速逻辑中重新确立“人类时间”的意义与实践尺度，成为亟须回应的核心问题。

　　算法时间的技术逻辑。从马克思关于技术作为生产力形态的分析出发，算法时间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由技术理性主导的时间组织方式。作为现代技术体系的重要形态，算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计算、优化与序列化处理复杂过程。在现实应用中，这一技术逻辑已广泛嵌入公共治理与专业实践领域：在城市治理中，基于实时计算与预测模型的交通调度系统能够根据车流变化动态调整配时，提高整体通行效率；在医疗诊断中，算法对影像特征的快速识别与量化分析，将原本耗时的筛查压缩至秒级，为救治争取关键时间。因此，“算法时间”的运行方式呈现出线性推进、精确量化与持续加速等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计算性。算法通过将复杂过程拆解为离散化、可排序的步骤，使实践结构得以细颗粒化，从而生成可预测、可规划的时间序列。二是效率性。算法时间并非旨在如实呈现现实，而是通过优化处理路径，以最少资源实现最高处理速度，使效率内化为系统运行逻辑。三是可度量性。算法依赖数据记录、行为追踪与模型反馈，将实践过程编码为连续、可比较的量化指标，形成以数字化度量为基础的时间经验结构。

　　从纯粹技术理性的层面看，这种由计算、优化与度量构成的时间组织方式，本身并不预设剥削或规训含义。相反，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组织机制，它在技术系统的封闭结构内部，显著提升了社会处理复杂问题与实现协同的能力，为现代社会运行提供了新的时间组织尺度。

　　算法时间的中性限度。从马克思关于资本运用机器的分析出发，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资本属性，但一旦被纳入特定生产关系之中，便会转化为支配劳动与时间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一旦算法时间脱离纯粹的技术环境，进入劳动组织、平台治理与制度管理等社会关系领域，它便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力结构。此时，算法时间开始作为一种社会时间结构介入并重塑实践过程。外卖骑手被以秒计时、用户注意力被算法持续分割、个体偏好在预测模型中被提前塑造，正表明算法时间的加速逻辑在制度框架中被重新编码，从工具性机制转化为塑造行动节奏、劳动强度与实践方式的规训力量。

　　从实践哲学视角看，时间并非孤立的物理量，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实践结构。时间的组织、分配与加速方式，直接规定行动可能性的展开形态，并由此体现权力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因此，算法时间的“中性”具有严格条件：它只存在于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技术结构之中。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算法时间便不再停留于技术层面的中性运作，而要经历制度性转化。

　　在算法条件下，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获得新的展开：资本不再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实现价值增殖，而是通过对时间节奏、时间结构与时间分配方式的全面掌控，直接介入并重塑劳动者的实践可能性。

　　从机制层面看，算法时间的制度化主要通过三重逻辑展开：其一，加速逻辑。技术加速被制度化为对劳动节奏的持续索取，使“合理时间”不断被压缩。其二，规训逻辑。算法的精准性使劳动被切分为可度量的微动作，规训通过技术结构自动执行。其三，量化—强制逻辑。数字指标与奖惩机制相结合，成为分配机会与风险的硬性标准，确立难以质疑的权力边界。

　　正是这三重逻辑的叠加，使算法时间完成了从技术逻辑向制度逻辑的转化。它不再只是计算系统内部的运行节奏，而演变为一整套组织劳动、塑造行为并占有人类时间的制度结构。其本质在于资本借由技术重写时间秩序，并以“技术中立”的表象遮蔽其权力逻辑。这一转变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时间政治的关键问题，也为重新思考实践尺度与主体生成提出了挑战。

　　人类时间的回归。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不是对外在目标的机械执行，而是人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展开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由此，自由时间并非单纯的休息时间，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实践尺度。

　　从社会整体看，时间既体现为实践主体围绕目的展开的行动节奏，也体现为其在经验与记忆中生成意义的叙事连续性，并通过人与他者的交往形成关系性时间。正是在这些维度中，实践才得以生成主体并塑造价值，从而体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丰富性与全面性。

　　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转化为自由时间的扩展时，才真正构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对算法时间的反思，必须回到实践尺度本身，重新回答时间究竟应当服务于谁，以及时间的组织是否仍以人的实践与发展为最终尺度。

　　当实践被持续压缩为可预测、可计算的操作序列，当算法时间在制度层面占据主导地位，人的实践便容易从“目的性活动”退化为“任务执行”，从“生成意义”转向“完成指标”，实践尺度随之发生系统性收束。生产效率的提升应释放更多可支配时间，使人能够在教育、创造、公共参与和社会交往中实现更充分的发展。若技术进步反而加剧时间压缩，其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实践尺度仍然被资本逻辑所主导。从哈贝马斯的理论视角看，这体现为“生活世界被系统逻辑所殖民”。以效率与控制为导向的系统，正经由算法侵入生活。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在数字条件下的集中显现。

　　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算法时间主要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不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目标为重构实践尺度提供了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必须指向人民福祉的增长与发展空间的拓展。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实践尺度的重构，需通过制度与价值引导，使算法时间服务于人类时间：在技术层面，通过价值嵌入使算法尊重人的判断节奏与实践需要；在制度层面，将时间重新确立为可协商、可保障的公共资源；在生活世界层面，为意义生成、社会交往与主体成长保留稳定的时间空间。

　　综上所述，从算法时间回到人类时间，并非技术与人的对立，而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下，重新界定技术在实践结构中的位置。新质生产力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推动社会的全面加速，而在于通过技术进步拓展人的时间边界，使更多人摆脱被迫的节奏，进入自主、丰富而有尊严的实践状态。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反思，最终仍需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这一基本命题，使时间真正成为人类实践展开与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