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又称王学，江右王门是王学的重要分支。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今人亦指出吉安乃至整个江右是王学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数百年来，王学传播呈现不同的时空形态，已有研究不乏思想义理的讨论，亦重视传播机制的考察。讲学是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书籍亦是思想传播的桥梁纽带，著述数量、编刊群体、时空分布等是考察其传学脉络的重要维度。江右王门存世著述及流转信息丰富，流传至今的著述往往附有序跋、编刊者，古籍目录、地方志、他人文集等文献中亦多记载。因此，以著述流转为中心探讨王学传播，不仅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备充分的可行性。

　　江右王门著述浩繁编刊主体多元 

　　江右王门著述丰富，刊刻时间早且传世数量多，邹守益、聂豹、欧阳德、罗洪先等王阳明亲传或重要后学著述有多种版本传世，各辈后学亦多有著述，是推动江右王门发展壮大，进而传承王学的重要因素。如《明儒学案》所载33位江右王门后学，除邹善、刘秉监外，检得有著述传世者23人，刘文敏《论学要语》、刘邦采《易蕴》、刘晓《梅源集》、黄弘纲《洛村集》、何廷仁《善山集》、王钊《柳川学语》、魏良政《时斋集》、魏良器《药湖集》等可能已经失传。

　　江右王门还有数种专门辑录论学言论、旨在推动学术思想传播的单行本传世，这在其他地域王门学派中并不多见。这类著述中，刊刻较早的是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四卷本、五卷本两种。《欧阳德集》刻成后流通渐广，门人浙江提学副使临朐冯惟讷“虑其浩博”，邀请王阳明弟子、浙中王门代表王畿“选其尤有关于学者若干篇”准备刊刻。恰有欧阳德门人李春芳将选辑的文稿寄来，于是冯惟讷、王畿二人参校整理为《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四卷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隆庆二年（1568），冯惟讷在陕西布政使任上刊刻了此四卷本。隆庆三年，吉安知府湘潭周之屏刊刻了李春芳最初选辑的五卷本。受《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启发，隆庆六年，福建提学副使宋仪望与邹善刊印了《邹东廓先生文选》四卷本。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要》六卷本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刻，其编选刊印源于一次学术交流契机。彼时，宜兴吴达可与王时槐等人在白鹭洲论学，因罗洪先原著“篇帙浩烦，不便观览”，于是邀请王时槐选其精要进行刊印，以扩大学术传播。这种单行本聚焦核心义理，传学作用显著，受到士子推重，如道光十五年（1835）泰和周作楫刻《欧阳南野先生文选》时，便认为该书是“问道之津”。

　　江右王门著述编刊力量呈现多元化特征，后学后裔、友人、地方官员与各派学者等结成广泛的学术传播圈，推动了王学发展。其中，任职江右的外省门人、友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首刻本都是由他们促成，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罗洪先集》十三卷本由抚州知府华州刘玠在抚州首刻。嘉靖三十五年，《欧阳德集》三十卷本由清源学派学者、江西巡抚晋江蔡克廉倡议刊刻，门人江西提学副使临海王宗沐、临江知府嘉善沈科、南昌知府东阳陆九成、赣州知府晋江王春复、吉安知府揭阳黄国卿、南安知府六安丘玳等参与编刻。此外，族人、江右后学与友人参与编刊的亦不少，如万历时期，雩都李涞从黄弘纲孙宜璞处求得遗稿并刊印，安福王时槐、周寀等共同刊刻了刘阳的《三五刘先生文集》。

　　江右王门著述传播时空广泛 

　　揆诸江右王学发展过程，自王阳明去世至隆庆年间刘文敏等亲传弟子去世的数十年间是其发展兴盛的重要时期。其中，嘉靖朝是江右王门著述刊刻高峰期，王阳明亲传或重要弟子的著述多在其辞世前后于江西刻成。如嘉靖三十五年《欧阳德集》三十卷本刻成、四十二年《罗洪先集》十三卷本问世、四十三年《聂豹集》十四卷刊行。刊刻著述活动与组织讲会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江右王学的传播，使其日臻兴盛。

　　江右王学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向外传播，拓展了王学的影响力。嘉靖以降至明末，江右王门后学借仕宦等契机，在省外刊刻阳明及本门著述，成为其向外传学的重要途径。如嘉靖三年至六年，邹守益任广德州判时，《邹东廓先生初稿》由门人陈辰在当地刊刻，这是王门后学中最早刊刻的著述之一。在任期间，邹守益建书院、兴讲学，刊刻《阳明先生文录》等著述，推动了王学的向外传播。再如嘉靖七年，聂豹到任福建巡按御史，刊刻了《传习录》《大学古本》等王阳明著作；嘉靖三十七年，建宁知府安福刘佃与邹守益门人同知乐安董燧等人在福建首刻《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隆庆年间，福建提学副使宋仪望嘱咐邹守益门人建宁知府丰城邵廉在福建重刻《东廓邹先生文集》；崇祯时期，峡江曾樱分守兴化、泉州，闲暇时间，他遴选其师邹元标论学要语进行刊刻。这些刊刻活动，不仅将王学传播到闽、陕等地，更提升了其学术地位。王阳明去世后，刊刻王学著述成为江右王门自身发展、传承王学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王阳明生前少有讲学活动之地，这类刊刻传播学术的作用更为突出。

　　王学著述的编刊群体、刊刻时间、流传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如《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在赣州首刻，数年之后才传入济南府海丰县。王阳明亲传弟子、浙中王门代表徐爱与钱德洪的著述传播亦有不同。徐爱著作保存不善，嘉靖十三年才刻成《横山集》二卷，晚于《邹东廓先生初稿》且传世甚少；钱德洪著作乾隆时尚存，今已散佚。因此，围绕著述流转探讨王学传播，需要兼顾总体审视和个案研究。

　　总体来看，明清时期江右王门著述刊刻历经嘉靖至清末近四百年，早期有《邹东廓先生初稿》，晚期有光绪三十年（1904）刊刻的《东廓遗稿》，仅泰昌、天启、嘉庆、宣统四朝未见明确的刻书记载。刻书地域以江西为核心，辐射范围广泛，南北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省亦有传刻。无论朝廷禁学与否，各地江右王门著述的刊刻未有中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著述的传世与思想的传播。这些著述的流传路径多元，既被赵琦美、黄虞稷、丁丙等藏书家收藏，也流向市场、书院官学及普通士子。如万历三十八年，常熟知县杨涟为县学购入《罗念庵集》；顺治康熙年间，国子监司业张贞山以邹元标《宗儒语略》教导学生；咸丰时期，邹守益后人在山东书肆购得《东廓遗稿》。江右王门著述通过多渠道传播，既担起了传承王学的重任，更扩大了明清时期江右王门乃至整个王学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