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维度之一，准确的年代判断是进行科学、合理的历史叙述和阐释的前提。“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碳十四测年与夏商周三代历史考古研究紧密交融，研究者从考古遗址获取了大量直接测年数据，作出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碳十四数据拟合的尝试，并从特定堆积单位的年代结果出发对关键历史事件的年代进行了讨论，相关工作充分展示了碳十四测年和多学科合作之于年代学研究的效力。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愈发意识到精细、可靠的年代认识是推动相关研究深入和学科理论完善的关键。

　　“绝对年代”是“相对的” 

　　碳十四测年所得的“绝对年代”是“相对的”。这种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样本本身的物理年龄与所希望求得的目标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不匹配。考古工作中，碳十四测年多选用木炭、骨骼、植物种子等材料，但所得碳十四年代及由此转换的日历年代、样本所属遗迹单位形成年代、考古及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三者之间的时间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比如，当研究者试图明确一个墓主何时下葬、一处建筑何时修葺、一座城址何时建成时，测年样本所得的年代数据往往无法直接给出答案。

　　另一方面，数据的精度难以支持夏商周时期历史和考古议题的讨论。碳十四年代数据作为物理测量值有一定的误差，再经日历年代校正后，所得日历年代范围往往被展宽，在通用的置信区间下（95.4%），日历年代的范围可以超过百年，采用单样品校正获得日历年代总体难以支持夏商周时期历史和考古议题的讨论。

　　要实现基于碳十四测年方法的高精度定年，既要求选择有明确年代指征意义的样本，并要求所选样品的年代与所讨论的人类行为和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之间有明确关联；也需要寻找相互间具有明确年代关系的系列样品，以通过贝叶斯统计方法得到精度更高的年代结果。这依赖于合适的测年材料、谨慎细致的研究设计、田野和实验室各环节的密切配合。

　　“人骨系列样品”测年 

　　面对高精度测年数据的需求，研究者们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些新的解决思路，“人骨系列样品”方法便是其中之一。

　　墓葬是考古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遗迹。“人”是墓葬的主人，其生物学特征为高精度墓葬定年提供了可能。人的牙齿在个体幼年至青年时期发育形成，形成后基本保持稳定；而肢骨、肋骨等组织则不断更新，此类样本年代数据指示个体生命更长时间内的平均碳十四信号，并且不同类型骨骼之间的代谢速率也有不同。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同一个体上提取多个样品，建构起一个 “系列样品”序列用于碳十四年代测定，进而通过贝叶斯统计计算后得到更细致的年代数据，其原理与“树轮系列样品”类似。

　　通过对同一个体不同牙齿和骨骼组织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利用不同类型组织所代表年代的差异，将样品间的先后关系和时间间隔作为先验条件纳入贝叶斯统计模型之中，研究者得到了比单个骨骼样品精度更高的日历年代结果。更重要的是，结合墓主人的年龄，可直接计算得到墓主死亡年代的区间范围，使年代学认识更加贴近历史叙述。

　　该方法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贵族墓葬M1902的年代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该墓葬是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墓内随葬组合铜器的器铭清楚记录了西周早期“太保墉燕”的史事，这是西周燕国史和北京城市史的原点。墓主人“作册奂”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由铭文可知，作为燕国的史官，他参与了城墙建设及其后的庆祝仪式，并将这一经历记录于青铜器上，最终带入身后世界。通过墓主人牙齿切片序列和多种骨骼的“人骨系列样品”年代测定和统计分析，得到了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1010年这一墓主死亡年代的最大概率区间，该结果可指征墓葬形成年代。同一墓葬内，殉狗和殉羊的骨骼、铜容器内竹编和不同部位棺椁板样本的年代数据同时验证了这一结果。

　　科技考古研究的推进不断丰富着我们对于三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了解，高精度年代结果则为相关认识找到了更精确的时间定位，M1902的多学科综合分析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以高精度年代结果为基础，结合田野工作和其他多学科分析的线索，燕国第一代“移民”的个人生命史得以还原。殷周鼎革，作册奂从殷商故地迁往王朝北疆，在那里他被委以史官之职，深度参与地方政治生活，自身特有的饮食与丧葬习俗也得到了当地的尊重，死后的墓葬亦与周人相邻。多学科研究所还原的个人历史，为我们理解周初地方社会与王朝治理提供了可贵的窗口。

　　深化夏商周年代学议题 

　　近年来，考古工作中的碳十四年代研究正朝着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涉及更多的样本类型、更小的样本量、更严谨的样品保存状态评估、更完善的校正曲线等方面。在此背景下，“人骨系列样品”方法在结合墓葬多元信息的前提下，以明确的研究问题为导向，从具体材料出发，更细致地阐释了样本所承载的时间信息。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重要墓葬等遗迹单位的年代研究，有望进一步推动重要时间节点的年代推断、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编年等夏商周时期年代学议题的深化，亦可为相关研究启发新的可能路径。

　　首先，精确定位关键时间节点。以都邑性遗址为代表的重要遗址的始建、沿用和废弃年代，三代更迭等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等，仍是夏商周年代学研究需要回应的问题。进一步的探索，需要在测年样本、遗迹和遗址三个层面细化和深入，在聚落考古理念的宏观把握下，确定关键遗迹，并对遗迹“生命史”和测年样本的年代含义加以充分理解，结合具体情况，合理设计测年样品采集策略和数据分析方法，形成更科学、精确的年代认识。

　　其次，细化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研究是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当前已建立起了基本的绝对年代框架，但这一框架主要以都邑性遗址为基准，仍需通过更细密的材料比较和测年工作来细化认识。墓葬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舱”性质的典型单位，是开展高精度编年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墓葬遗存的高精度定年，可在两个层面深化相关认识。一方面，比较同一墓地不同墓葬的年代与随葬陶器等器物变化特征，可直接观察类型学所反映的器物变化速率。另一方面，对同一文化期不同地区墓葬材料开展系统性研究，有望考察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同步性。这种对时间与空间上物质文化变化节奏的认识，是考古学文化概念得以明晰、编年得以完善的重要基础。

　　最后，除了时间节点的定位和文化编年的细化，更高精度的年代研究也使我们得以从更多元和动态的视角，观察物品交换、人群流动与政治更迭等“历史过程”。以西周时期为例，王朝在其新纳领土建立统治秩序的具体过程，正是考古新发现引出的重要问题。周人灭商后，于武成时期在新拓疆域广泛进行分封，传世和出土文献勾勒了当时的大致情形，但具体过程还有待明晰。考古材料上，西周早期广泛出现在东方的周文化遗存已大致印证并明确了西周分封的地域范围，但相关遗存能否早到西周初年？文献未载的西土情况如何？不同地区、同一地区内的不同地点，周人涉足和施以政治控制的时间是否有早晚差别？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围绕各地区、各地点明确的西周早期周文化遗存，开展更为精细化、体系化的年代学研究。

　　考古材料在不断积累，技术方法在不断进步，新的问题也接连提出，年代作为定位的锚点和串联的线索，在考古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愈发凸显。今后仍需不断在实践中作研究思路上的思考和探索。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程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