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与此同时，作为欧战结束标志的欧洲胜利日也是受关注度最高、纪念规格最高的纪念日之一，主要欧洲国家从官方层面都会为其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胜利日日期的择定，呈现泾渭分明的阵营化特点。

　　阵营化的欧洲胜利日 

　　1945年5月8日，德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军递交投降文件，西方国家普遍将该日作为二战结束的正式日期。而苏联由于德国在签署投降文件时莫斯科已是次日凌晨，胜利日自然而然地落到了1945年5月9日，并将其定名为“卫国战争胜利日”。随着冷战的爆发，原有的同盟国关系破裂，美苏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日益加剧。尽管一日之隔仅仅是客观存在的时差所导致，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却成为区分东西方阵营的一个重要标识。西方国家借助对欧洲胜利日的纪念，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自由世界的胜利”，批评苏联淡化其1939年与纳粹签署的秘密协议。苏联则强调其“解放者”的角色，突出“红军拯救欧洲”。1965年，苏联为庆祝二战胜利20周年，将5月9日升级为全国性的节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同样选择5月9日作为胜利日加以庆祝。

　　这种对抗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停止。直至今日，“卫国战争纪念日”仍旧是原苏东多国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不过总体而言，冷战后，西方在纪念日话语权上的影响力呈上升势头。两德统一之后，5月8日在联邦德国得到普遍接受，成为反思纳粹罪行，庆祝解放的象征。2020年，德国联邦议院首次将该日确定为“全国纪念日”。2015年，原苏东阵营的波兰将胜利日改为5月8日。

　　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日” 

　　与欧洲胜利日密切相关，且对战后欧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是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选择在5月9日发表《舒曼宣言》。这一日期的选择，有着超出欧洲“被胜利”、走向合作的基本考虑。

　　欧洲胜利日对多数德国民众而言，掺杂着不得不面对的战争责任、战败等复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胜利日也是欧洲“被胜利日”，它是欧洲以外主要国家的胜利，是美国和苏联的胜利。要实现欧洲的复兴，走向欧洲的联合，就要强调“合作取代对抗”的价值观，淡化成员国之间的历史矛盾。选择5月9日，既与战争、暴力的终结日实现了切割，同时照顾到了德国的民族情感，从而由此开启重建欧洲的积极叙事。选择次日，有望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实现外交筹谋。其一，与苏联倡导的胜利日形成微妙的对话，暗示一体化是对战争终结逻辑的延续与升华。即便冷战已然发生，但一体化也并未全然摒弃将苏联以及东欧含括在内的可能性。其二，谋求经由内向性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增强西欧的凝聚力。

　　1985年，欧洲理事会米兰会议决定将德国“解放日”设立为“欧洲日”。此举既是对35年前欧洲一体化发起人舒曼的致敬，同时这一立法程序更体现出欧洲国家对该历史进程的认可与肯定。放在更大的国际关系网格中来审视这一行为，选择此时设立“欧洲日”，更是欧洲国家应对两极格局、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化压力的需要。

　　环太平洋地区复杂样态的二战结束日 

　　欧洲的二战结束纪念日因冷战的加持更多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争，而在太平洋地区，围绕二战结束的纪念日，同样呈现复杂的样态。与德国同为法西斯成员国的日本，将1945年8月15日称为“终战纪念日”，在命名上回避了“战败”的表述。日本还在每年的8月6日举行广岛核爆纪念，强调自身“战争受害者”身份。中韩等国则批评日本淡化侵略责任。每逢日本“终战日”前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都引发中韩两国的外交抗议。韩国将8月15日定名为“光复节”，以示对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纪念，同时通过在全球设立慰安妇雕像，构筑对日历史追责的具象化包围圈。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彼时的国民政府旋即选择将次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政务院决定沿用这一日期。2014年，中国更是以立法的形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设立，将特定时期的历史行为上升至国家的高度以及法律的层面，既守护了集体记忆，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的制度化反击。

　　对于同样参与对日作战的美苏两国，围绕亚洲的二战纪念日，在态度与立场的表达上都有所反复。美国官方将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定在了9月2日。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称为“太平洋战争结束纪念日”。这一做法，因对日本过分恭敬而对美国退伍军人有失体谅，遭到舆论的诟病。在美国，多年来由于担心冒犯日本以及日裔美国人，许多庆祝活动已不再受到欢迎。每当美国总统出访日本，会被要求访问广岛“反思核武器的使用”。

　　对纪念日日期的标注以及借助纪念日举行相关的仪式，成为各国官方表达政治立场的重要场域。在各国举行的相关活动的加持下，纪念日既形成了对过往记忆的回溯，又能够结合当下的现实所需，形成新的意义和记忆编码。围绕二战纪念日的择定与命名，究其本质，是各国为了掌握历史解释权与话语权。

　　对二战纪念日日期的选取，不仅体现了各国对历史事件认知的选择性，更与国际关系紧密交织，成为反映国际政治的一面镜子。冷战时期，围绕纪念日的对抗，本质上是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具象化表征，反映了东西方对解释权、合法性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多重争夺。冷战结束后，围绕纪念日和纪念主题的话语权争夺也从未平息，并因国际局势的变动而随时发生变化，服务于多元的政治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从未真正“过去”，而是持续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棋盘上，等待被重新激活或加以重构。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