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领域长期存在激烈的争议：政策究竟应当强化家庭责任，还是应当将个人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学者们围绕“家庭化”与“去家庭化”各执一词。一方面，支持家庭化取向的人认为，应通过政策强化家庭在照料子女和老人方面的责任，从而巩固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主张去家庭化的人则强调，应由公共服务或社会和市场承担更多照料责任，使个人（尤其是女性）不必受困于家庭。这场关于家庭政策取向的争论日益受到关注。最近，“去性别化”的新理念进入了视野，为这一话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政策不仅要在家庭与国家之间作选择，更要关注如何消除性别不平等。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的拉锯战因为去性别化观点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深思。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国的正式政策文件中很少直接使用“家庭政策”这一表述，但大量政策内容都直接指向家庭这个单位。例如，女职工产假、父母育儿假、托育服务、赡养老人的退税等政策虽然名义上属于社会保障或生育、人口政策范畴，但其作用对象和效果都集中在家庭之中，直接影响家庭的福祉。学者们习惯将这类指向家庭的政策措施统称为家庭政策，它指的是政府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项目措施。本文也沿用此方法展开讨论。 

　　家庭化与去家庭化：家庭政策的经典取向及其局限 

　　当前，在我国提高生育率的目标下，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家庭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者常用“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概念来评估家庭政策的作用，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个人摆脱对家庭的依赖，而获得照料和经济等福利。一项家庭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个人从家庭获得的照料或经济支持越少。其核心理念是在保障个人福利时，不再将主要责任推给家庭，而是由公共部门承担更多责任。这一取向通常体现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上。例如，北欧普惠性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我国近年来在部分城市探索不同形式的0—3岁婴幼儿普惠式托育服务，还有我国日趋健全的老人护理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等。通过这些措施，育儿和养老等负担不再完全由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承担，个人可以在不依赖家庭的情况下获得基本照顾与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就业，也使年轻一代和老年人都能够在更独立的条件下生活。去家庭化取向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标志之一，它强调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以平衡家庭传统功能的弱化。 

　　去家庭化的提出，可以看作学者们对“家庭化”（familialization）政策思路的反思。家庭化取向强调由家庭承担主要照料和福利职责。政府通过提供经济激励和福利支持，鼓励家庭内部（通常是由家庭成员，如全职母亲或成年子女）照顾老人和孩子。例如，一些国家给予全职父母育儿津贴、设立父母育儿假或提供针对扶老育幼家庭的税收优惠，支持家庭自行解决养育和照料问题。但是，家庭化取向引发了争论。这类政策不仅可能加重家庭的照料负担，也可能损害家庭照料者（主要是女性）的就业机会。此外，中国自市场化转型以来，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责任长期主要由家庭承担，家庭获得的支持较为有限，这也使得去家庭化取向在我国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然而，去家庭化的取向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首先，从价值取向来看，如果完全走向去家庭化，家庭纽带和互助会不会因此削弱？随着社会对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人们愈发意识到父母在幼儿养育中的陪伴、情感联结等价值。其次，过分强调由国家和社会替代家庭功能可能会导致工作价值被置于家庭之上，从而降低男性参与家庭照料的意愿，巩固传统性别角色和分工，最终不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最后，大规模的公共服务需要高昂的财政支出，如何在减轻家庭负担与保证财政可持续之间取得平衡，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的问题。 

　　去性别化：家庭政策的新思路及其挑战 

　　在上述两种取向的讨论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去性别化”（degenderization）的概念，为家庭政策辩论注入新的视角。去性别化关注的是性别平等，它指的是消除社会、家庭中基于性别的角色分工和刻板印象。去性别化的视角是对原有家庭政策中隐含的性别角色的批判：无论是强调家庭价值的“家庭化”政策，还是强调公共支持的“去家庭化”政策，都默认“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这种预设使得政策若偏向前者，照料负担会进一步加诸于女性；政策若偏向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风险。 

　　因此，去性别化主张应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在家庭责任与经济参与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支持。去性别化取向被认为是对原有家庭政策研究的重要补充，它提醒研究者关注政策背后固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和文化因素。相较于单纯讨论由谁提供照料，去性别化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让男女两性都公平地从政策中受益，并平等地履行家庭责任？”这一视角的提出，使家庭政策研究从关注家庭与国家的二元关系，拓展到审视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和平等问题。在中国，去性别化思路的重要性还在于提醒决策者，家庭政策的目标不应仅限于提高生育率，还包括促进性别平等，研究者也应避免仅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评估政策效果。 

　　典型的去性别化政策实践是专门针对父亲的育儿假。以瑞典为例，该国在1995年率先引入“父亲配额制”（daddy’s quota），专为父亲预留育儿假。如今在每个瑞典孩子总计480天的父母育儿假中，其中父母双方各有约90天的专属假期。若父亲不休假则这部分假期作废，不能转让给母亲。这项政策极大提高了男性参与育儿的积极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瑞典父亲育儿假的使用率居欧盟国家首位。 

　　“去性别化”视角为中国家庭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家庭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仍不充分，国家对家庭的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社会的性别文化正在快速转变，我们亟须严肃认真对待“去性别化”的相关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妥善处理国家、家庭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此外，“去性别化”的主张暗含男女双方应该平等地参与就业、承担家庭责任，可是现实中固有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为了避免家庭和两性遭遇新的难题，需要社会文化、工作制度等方面的系统性变革。 

　　总而言之，当今家庭政策的讨论呈现出家庭化、去家庭化和去性别化三种取向相互交织的局面。通过将去性别化纳入讨论，将促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在设计家庭政策和评估其成效时，同时关注谁来提供照料以及提供照料的性别平等性。我们将有机会超越以往单一维度的争论，制定出既释放出家庭更大活力，又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下的积极家庭政策研究”（20BRK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