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70多年的接续探索，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深，生态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美丽中国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新中国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深刻演进，留下了扎实的历史足迹和独特的历史经验，揭示出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趋势。加强新中国环境史研究，正当其时。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环境史研究发轫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形成蓬勃发展的态势，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些高校设立了环境史研究机构，全国性的环境史学术团体陆续成立，环境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环境史成果开始涌现。今天的环境史俨然已成为我国史学界讨论热烈、令人瞩目的前沿学科。但是，发展中的环境史学科也存有一些薄弱环节，“厚古薄今”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来说，相较于古代环境史，新中国环境史成果偏少且相对零散，在整个环境史学科中所占比例较低。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相比，环境史在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中也稍显沉寂。因此，加强新中国环境史研究，拓展学科边界，既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体现学术发展趋势，也会对加快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助益。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奋力前行的关键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论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与自然的交互活动，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为切近的史学支持。总结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经验，用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会增强人们的历史自信，筑牢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程中，需要历史学的更多参与。换言之，开展新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议程 

　　纵观整个中国环境史，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的，相较于1949年前，环境保护的强度前所未有。历史学是研究变化的学问，环境保护史理应是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环境保护史涵括政策制度史、污染防治史、生态保护史、宣传教育史等，研究应着重关注环境保护历史中的具体事例，对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开展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进行历时性梳理。作为全球唯一具备几乎所有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自1956年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设立至今，中国自然保护地数量从少到多，规模从小到大，功能从单一到综合，建设成效显著，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过程很有研究价值。从探索、奠基到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新道路，系统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保护史的主题主线。不可否认，因历史条件以及主观认识限制等，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生境破坏等问题，有过失误和教训，有时问题还十分严峻。对问题和教训，特别是其中因人类活动引发的生态负效应，研究者不仅不能回避，还要认真加以分析，但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而言之，环境保护史研究需要将具体的环境事例安置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既看到存在的问题也看到发展趋势，分清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对其作出理性和客观的历史评判，这考验着治史者的功力。

　　作为以历史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旨归的史学分支，环境史并不完全等同于环境保护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启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环境要素之间产生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中难以想见的、宏阔且密切的联系，工业、农业、林业和城镇化等人类活动以未曾有过的力量塑造着中国大地的景观和生态，更多的自在自然转为人化自然，更多的自然环境要素也参与到新中国历史中。以作为人类活动集中体现的城镇化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驱动着自然环境，如城市空气、地表形态、局地温度等发生变动。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00%，比1949年末提高56.36%，年均提高了约0.75个百分点。城镇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复杂的。新中国环境史研究应重视城市环境史，考察1949年以来与城市发展相关的水资源、气候、土壤等的变化，分析城市与周边更大区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研究中国城市中的能源消耗、垃圾处理、地面沉降，探讨生长在城市中的非人类生命，如动物、植物等与人类的互动。除城市环境史外，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带入新中国史，诸多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镜鉴意义的新对象或新议题都纷纷映入眼帘，如1949年后森林环境、农业环境、海洋环境的变迁，甚至美洲牛蛙、互花米草等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引入的外来物种等，都在等待着史学工作者去探访。即使是在新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门史领域，一旦切入环境史视角，也会映现出不少值得延伸讨论的议题。

　　研究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不是简单的事实汇集，需要科学理论的依托。新中国环境史研究应坚持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指导研究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新中国环境史在具体研究中如何把握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等关系提供了方法论遵循。研究范畴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史学工具箱已不敷使用，新中国环境史需要借助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强化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以应对新议程新挑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相较于古代和近代环境史，新中国环境史在史料上也极具自身特色。除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影像史料、实物史料外，也出现了一些现当代历史时期方才有条件大量形成但过去史家关注不多的新型史料，如长时间序列的卫星遥感数据、更大规模的气象站点的气象数据。这些史料会为新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聚焦于1949年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努力于多样态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运用，通过对诸多新对象和新议题展开更为扎实深入的史学分析，新中国环境史研究将会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不负于时代的学术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自然保护区史研究（1956—2016）”（22BZS 1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