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初国民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的学堂教学用书成为一时之需，中国人进入了“教科书时代”。不过，直到21世纪初，也就是近代教科书诞生和发展了一百余年，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教科书已经积累丰富之后，国内学术界似乎才意识到其作为知识类文本的特殊性和独特价值，一种新的教科书学术研究模式才得以开启。

　　近代教科书成为专门研究领域 

　　在文化转型和知识生产的新视野之下，学者们摆脱了将教科书仅视作学堂教育规定环节的外围式探究，开始紧紧围绕教科书的文本内容、知识属性、社会功能及其生产过程展开，真正确立了教科书的研究主体地位。而经过二三十年来不同学科学者的前后耕耘，教科书研究虽未构成独立学科分支，却早已成为相当醒目的专门研究领域。

　　与传统依存于四部之学的启蒙或经史读物不同，教科书乃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之下的历史产物。自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民间或官方依据国家性学制和课程标准要求，编辑印行各式教科书供各级学堂使用，成为教育文化常态。教科书所涉类目至少涵括读经、修身（公民/社会）、国文、算学、格致、历史、地理等学科。教科书的学术分科特性，使其不仅受到了教育学界的关注，而且吸引了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目光。概括而言，学者的兴趣集中于历史、修身、语文、地理等人文社会科目，而对算学、格致、化学等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的课程关注不多。不难理解，人文社会科目教科书集学科知识和情感价值观教育于一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学术研究中必然是更受瞩目的存在。

　　关于近代教科书的史学研究 

　　历史学者对于近代教科书研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诸学科同类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那么，历史学者的教科书研究有何特色？其独特的学科问题意识何在？

　　首先，得益于历史学的综合性取向，史学视域之下的近代中国教科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特点。史学的整体性特色，集中表现在对教科书作为制度性传播媒介历史生成过程的系统考察。近代教科书的诞生，与来华传教士自编教材以及欧美尤其是日本教科书有着直接渊源流变关系。教科书有别于普通书籍，有着特定的编写、审定及出版发行机制。对教科书制度的史学考察，实际上为其他学科的教科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化语境借镜。此外，为了整体地揭示教科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系，探究教科书知识文本的独特属性，学者研究势必会观照到不同学科教科书。事实上，国内外历史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开创性研究往往就属于此类。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及沙培德专著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之所以广受瞩目，在教科书研究领域颇具参考价值，原因正在于此。他们注重探究的是各学科教科书在统一的课程标准规约之下，如何共同地服务于建构常识、塑造国家和公民意识等公共教育目标，因而视野并不拘囿于某一学科，而是将历史、修身（公民）、地理、国文甚至博物等科目均纳入考察范围。这与文学、地理学者通常关注本学科教科书的研究取向是相当不同的。

　　其次，尽管历史学者显示了对于各学科教科书研究的广泛兴趣，但他们的关注重心无疑还在于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的史学研究可以有多维视角，但探究其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文化转型的内在关联，彰显历史教育在国民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无疑居于主导。不难理解，历史学者对于本学科教科书的偏爱，一方面固然出于学科本位意识，另一方面也在于历史教育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更加突出的政治认同功能。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教科书研究的最大魅力恐怕并不在于体例、教法等现代学科教育问题，而在于其社会文化功能。近年来，无论是研究历史教科书的史学专著，还是数量颇丰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多以探寻历史书写中的认同塑造和观念启蒙为核心旨趣。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政治文化概念，如民族、国家、国民、革命、国耻、边疆、乡土、文明、阶级，等等，在历史教科书之研究中几乎无一遗漏，其中尤以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的概念最受关注。毕苑的研究已触及教科书中的国家认同，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超所撰《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2016）一书则堪称此一取向的代表性成果。刘著旨在揭示历史教科书编者如何在国家教育总体要求之下，在传播史实和构建史观的同时，利用历史书写的方式，深度参与国家、民族、政权及历史文化等各类认同塑造。

　　最后，教科书是知识社会化最为重要的渠道，与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不同学科学者普遍热衷探究教科书对现代中国知识转型与学科建制的意义。历史学者对此问题关切尤深，近年来，孙江、张越、李帆、李孝迁、刘龙心等两岸学者对此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学者们指出，自1902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号召书写“民族国家”历史和人群进化史以来，真正大力践行新史观的其实是历史教科书而非史家的史学撰述。历史教科书的学术含量虽然不一定很高，但在历史叙事和体例上由旧入新，开启了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之先河，实为近代新式中国史编纂的开端。可以说，在新史学起步之初，教科书所扮演的并不是史学研究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积极承担起了传播进化史观、构建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重任。不止如此，教科书还起到了推动清史等具体领域研究进展，将史家最新研究成果向大众同步传播的多重作用。总而言之，历史教科书对于新史学思潮和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以上总结仅就近代中国教科书史学研究之大端而言，事实上，相关研究数量庞大，专题性、个案式的成果更是不胜枚举，探讨的次一级议题相当多元，总体上已经是一个开掘较深的专门领域。

　　深化教科书史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整体而言，既往的教科书史学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实证特色，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化的研究取径。如何使方兴未艾的教科书史研究进一步推陈出新？在方法层面，有学者提出应当注重教科书的编写研究、比较研究、传播研究；在理论层面，一些学者提出有必要借鉴阐释学和引入概念史，以期提升教科书研究的深度和扩展学术视野。

　　笔者认为，当下的教科书史研究似可以在以下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化。其一，教科书研究的理想状态，应当集教科书文本和文本生产过程考察于一体，将教科书编写的社会语境、编者的理念与文本内容三者结合起来。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如马建标对一战期间中国知识精英利用教科书发挥历史救亡功能的研究就是一个颇具示范意义的个案。其二，教科书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扩大的途径有二，一是将以往因空间原因关注较少的教科书纳入考察范围。近代中国边疆地区因为地理、族群文化区隔原因，教科书编辑和使用情形与内地有所不同，曾发行过包括双语和多语合璧在内的边地教科书。另外，清末民国时期政府教育规划中华侨亦占有一席之地，在侨民集中且与祖国声气相通的东南亚华人学校中，历史、国文、地理教育多借镜国内，因此留存了大量华文教科书文本（集中馆藏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庚武图书馆）。对边疆民众和海外华侨所使用的教科书，有必要进行集中考察。二是加强对历史学之外其他学科教科书的研究。历史学者既要加大国文、地理、社会等科目教科书研究力度，同时还要注意横向比较，以更准确地揭示各学科在教育目标上的“共性”和教育手段上的“差异”。其三，可适当借鉴当代教育学理论，譬如教科书文化学、心理学和传播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更准确地评估教科书的社会效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