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士人受心学末流的影响，学风渐趋虚玄，同时，各种掺入佛教因果论的“功过格”在民间盛行，功利之习浃沦于人之肌髓。针对这两种极端的思想情形，刘宗周作《人谱》来引导世人，以儒学的心性学和工夫论指导人安立性命。

　　《人谱》全书分为三部分，正篇《人极图》是总纲领，《人极图说》是对《人极图》的解说。续篇一《证人要旨》说明《人极图》各部分图示的意义，续篇二《纪过格》指出与《人极图》相反的情况，即人产生过错的过程，并提出《讼过法》省过、《改过说》对治，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迁善改过的教法。

　　主静立人极 

　　周敦颐《太极图说》演示了太极动静运生阴阳二气，二气与五行混融，运生乾坤之道，化生万物，变化无穷的过程。惟人于其间，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悉纳三才，立天道、地道和人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刘宗周《人极图》接续《太极图说》“主静立人极”一句，展开人极的具体内涵，成为全书的思想纲领。而《人谱》一书的结构也是对周敦颐“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的心学解读。

　　刘宗周在《圣学宗要》中回顾道学的传统，梳理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一脉为主静工夫一路，并将王阳明列入其后，以示道统传承。周敦颐说圣人深悟无极之理，得其所为静者，乃在中正仁义之间，循理为静。《太极图说》从先天说，自无极到天地，是天地之始终；自万事返到圣人，是圣人之终始。张载《西铭》从后天说，由本体到工夫，是工夫之实际。《西铭》所谓“仁”即《太极图说》之“太极”，所谓“屋漏”即“主静立极”之地。程颢《识仁》篇发《太极图说》之义蕴，“诚敬”即周敦颐所谓“主静”。朱熹秉承罗从彦、李延平之教，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经历几次中和参究，最终深契延平立教之旨。王阳明也说“良知即未发之中”。刘宗周以慎独工夫接续道学主静的大传统，认为善反不睹不闻之地，是君子证性之路。

　　因此，刘宗周《证人要旨》首句“凛闲居以体独”，即继承道学主静之旨。所谓“独”是心体不睹不闻之中，是一念未起时，尚无善与不善的分别。刘宗周的主静有其独特的思想义涵。

　　动与形：由念虑到行为的防守 

　　刘宗周对主静传统也有相应的反思与批评。他说：“宋儒专看未发气象，未免落于边际，无当于慎独之义”，而王阳明“良知即未发之中”一句落入宋儒见解。一味主张静与未发，往往易流于本体之一偏，而忽略无前后内外的中和浑然一体才是中道而行。因而，刘宗周提出“卜动念以知几”。

　　在先秦儒家的文献中，动是一系列内在德性发露的最终结果。《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说明诚在内心展开的次第是由诚而成形，著明而动。简帛《五行》篇说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孟子》云“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这些都说明形是心体发露至为精微之几，而动是心体几微变化逐渐显明的状态，形先于动。而在宋明理学中，形与动的关系恰恰相反，动是内在变化的几微。周敦颐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曰几。”朱熹《太极图说》注：“动静者，所乘之几”，先有动，而后形于外在的行为。刘宗周的“动念”是独体端倪，有情著发，开始产生善与不善的区分。这里的“动”是动静相对的动，是情绪、欲望、意念发露的端倪，因此君子慎动。

　　理学发展到刘宗周，已至为精微。“凛闲居以体独”和“卜动念以知几”虽分为两句，却可以是一个过程。如果慎独工夫已熟，则居未发之静，亦可于未发之中预知心体发动之几微而防闲于未然，这是刘宗周主静的邃密义涵。君子反身而诚，除澄清源头于念头初发之际，容貌、辞气、仪态的外在行止都应该恭敬端庄，并致力于人伦日用，尽父子、君臣、长幼、夫妇和朋友的职分，进而推扩至世界的万事万物。

　　形之于性的反向影响与复性之道 

　　王阳明四句教的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彻上彻下的工夫。刘宗周说，迁善改过，不觉优入圣域，是证人之极则。

　　刘宗周在《纪过格》中，按过的程度不同，详细列举其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分别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这六种程度的过亦有六个圆圈图形，对应《证人要旨》的独体、知几、威仪、大伦、百行、作圣。微过称妄、惑，是心体动念前微乎其微的一点浮气，并未表露出来。隐过是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过度感之于心。显过在行为上表现出九容不端，诉诸身体仪表。大过积累微、隐、显过发展而来，表现为五伦失序，可以涵括前述诸过。丛过则在五伦之外的公共领域造次亵渎，最终酿为滔天罪恶。

　　尽管如此，刘宗周秉承对心之本体无善而至善的深刻信念，认为再大的恶也只是良知的一时遮蔽，可以由良知的一念灵明而最终恢复心体的本然面目，因而设《讼过法》，引导人回转向善。人的及时觉识、省察、约束、惩窒犹如层层关口，庶几保证动念不走向妄与恶的滑转。此种警觉，牟宗三称之为逆觉，逆觉工夫与心之平平交互为用，其实是一个工夫。整个过程如孙奇逢所说，有严防法、密证法和挽回法。此是就心的醒觉自身而言，是逆习气、欲望、杂感之流而做工夫的。

　　宋明理学家往往从气质和习性挖掘人的偏蔽，如周敦颐讲“刚善、柔善、刚恶、柔恶”，张载讲“变化气质”，王阳明《示弟立志说》鼓励子弟责志、谈到私心和习气偏蔽的萌生和消除，等等。其中，明儒赵撝谦对于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的诸多表现，刻画尤为细致。相比之下，刘宗周《纪过格》所列诸过更注重实际的工夫操作，直接指出过之名，且尤其偏重中下根性之人，是其不同于诸家的特别之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