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中，关于学术流派的建立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大力发展中国学派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认识到一个重要流派的渊源、产生和发展，以及该学派建立背后的成因，甚至可以成为某一段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主线。

　　萧—韩流派的传承 

　　文学流派是古代各类学术流派的重要体现，它的形成有两个渊源：学术流派——政治流派——文人群体；松散的文人并称——文人群体——文人集团。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传承在一段连续的历史时期内；（2）每一代都有核心领袖，并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3）较为明确的师承关系；（4）学术成果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密切关联；（5）对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综合以上要素，中唐时代，从萧颖士门人弟子到韩愈门下弟子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该流派成员的活动时间集中在开元二十三年（735）萧颖士进士及第到开成元年（836）韩愈弟子李翱逝世之间。从萧门到韩门五代门生座主活跃其间，后续仍有这一流派的两代传承者来择和孙樵传道于晚唐。

　　流派第一代宗主萧颖士、李华，史书上有记载的萧门弟子数十人，盛名者如独孤及、戴叔伦、皇甫兄弟等。第二代座师独孤及，晚年外放江南刺史期间开门授业，从学者甚众，门生如梁肃、崔元翰、齐抗、陈京等，都深度参与中唐乱后礼制重建。第三代核心人物权德舆、梁肃，二人是德宗朝大力倡导古文的重要作家，盛唐末世开始的古文复兴通过此二人及其追随者传承至韩柳发扬光大，且权、梁二人都曾执掌贡举，拜入门下者甚众，流派自此推广壮大。第四代领袖韩愈，学识文采震古烁今，堪称大家，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樊宗师、张籍皆署名从学于愈，自振一代。后又有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里自述：“某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全唐文》卷七九四）点明从皇甫湜到来择，来择再传孙樵的流派谱系。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七代相继的文人群体，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士人团体有如此紧密的传承和文化影响，而规模能与之比肩的文学流派——宋代江西诗派直到三百年后才出现。

　　事实上，将上述士人群体定义为文学流派略显片面，因为这个名称只凸显出了萧—韩流派成员的文学能力和作家身份，该流派成员同时还具有很多其他的社会身份——儒者、礼官、史官、循吏，这些身份使萧—韩流派成员在经学界、史学界、官僚体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唐士人从文儒向通儒转型的过程中起到引领风气之作用。

　　文儒向通儒的转型 

　　中唐是整个古代社会政治、文化、阶层转型期的开启，有百代之中的称号。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注意到中唐到北宋在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概念之后，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比如，日本学术界对唐宋变革期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风俗文化的关注，欧美学者对唐宋士大夫阶层流动和学术思想演变的著述，以及国内学者对宋学、宋型文化特征的研究。这些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的所有改变，都源自组成社会的个体——人的转型，尤其是士人的转型。因为士人是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承担者，决策制定、经济改革、政令执行、艺术创造等，往往要通过他们来完成，士人自我身份的认知和追求直接决定了他们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唐宋变革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现大批思想学术、文学辞章、政事吏能结合于一身的新型士人，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通儒盛世。

　　萧—韩流派成员生活在李唐国运突变的时代，他们不再像盛唐时代的文儒一样身居高位，以礼乐统合诗文，在政治文化体系中确立儒学与文学的契合点，而是在身经大乱之后，将所学文史经义与国祚复兴期的基层职事吏干相融合，投身于具体事务的解决中，向支撑国家基础的礼教、道义、文风、史家意识、经济生产、地方管理等方面辐射自己的才能，从实务中寻求儒家教义之旨归，逐渐从文儒进化成长为通儒型士人。

　　从通儒型士人所具有的综合特征来看，萧—韩流派成员礼学素养深厚，经肃宗朝至宪宗朝，曾在礼官的各个职位就任的流派成员有30多位，他们以职任重建社会秩序，从各个方面努力重建中央权威，期待回归一统，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是德宗朝的禘祫祭祀之争。

　　大量精研礼学的中唐通儒卷入这次大议礼事件，并分为两派阵营，一派是以独孤及、柳冕、陆质、张荐和独孤及的弟子陈京为代表的太祖神主派，一派是以儒学世家出身、时任山陵使的颜真卿和韩愈为代表的献祖神主派。透过双方看似不相容的礼法争论，在执着于以何代君王为神主的表象之下，体现的是中唐礼官们面对藩镇分权的严峻现实，从不同思路巩固皇族权力、恢复集权的政治意识。另外，战乱后的唐王朝制度方略和文化引导都转向务实强国，这一时期执掌贡举的萧—韩流派礼官整顿科场浮靡文风，制定新的文学标准，重塑士林风气。他们主张应试文章要有经世之道，于政治有所补益，选拔培养真正具备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的务实型人才，从科举制度上推动复古文风的传播，使流派的文学理念扩大到整个文坛。

　　除了礼官，萧—韩文学流派中有很多成员也担任过史官职位。史学一向有以古鉴今、思齐内省的作用，古代社会对史官的要求很高，需雄文、博学、通识兼备，他们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还要能够贯通古今，通晓历史发展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充当统治者的政治顾问，能在中唐承担这种重任的非通儒不可。从流派第一辈中的韦述、萧颖士，到梁肃、李翰，再到后几代中的独孤郁、蒋氏兄弟、韩愈、沈既济等人都担任过史馆修撰，杨绾、崔祐甫曾任监修国史。他们把持着从天宝到大中年间史馆的多数史职。这些流派成员在众多作品中展示自己的历史观念，强调正统之道，发挥经世致用之效，他们把史官意识带入立言立功的“文用”行动中去，这种意识伴随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但影响到宋代文学、历史作品的创作，更启发了后世桐城派的古文义法。

　　除了重振礼教、以史鉴今，吏能也是以萧—韩文学流派成员为代表的中唐通儒的最大特征。通儒士人奋战在王朝政体的各级岗位，与那些身居高位、终极理想是辅佐王图霸业的盛唐“大人物”相比，他们更懂得用学识夯实民生基础的重要。与流派几代传承息息相关的大唐“财相”刘晏，自天宝末拜度支郎中，三次“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新唐书·食货志》），在他主管财政和漕运时期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大大缓解了国库入不敷出的急难，《通鉴》对其评价很高，称“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均遵其法度云”。刘晏选材主通敏精干，流派中以文学政事著称的戴叔伦就曾经任其幕下的盐铁转运使判官，后来叔伦还担任容州地方官，因治理有方受到上峰嘉奖，这种综合能力使其成为中唐通儒的代表。戴叔伦的萧门学友独孤及除了“洞晓玄经”、精通儒典之外，也具有很强的通经实干才能。他曾经先后担任舒州、濠州、常州刺史，精于吏政，积极用“两税法”进行地方税务改革，是肃、代二朝国家复兴、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士人身份转变的解读 

　　萧—韩流派集大成者韩愈被百年之后的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奉为士人典范，他对儒学、文学、政事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使命感，并且在各个领域卓有业绩，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赞誉，表现了宋人从文学、儒学、政事三个方面对韩愈所代表的中唐通儒形象的敬仰。纵观中唐百年，韩愈在通儒群体中独占鳌头，但是到了宋代士大夫定型的全盛时期，政坛位极人臣、文学堪为宗师、思想高屋建瓴、吏术明敏强干的通才大儒屡现于世，比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司马光等名臣，都不再是文学侍从或仅仅以文名传世，他们的学识、政务能力包括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代表了北宋士人对中唐通儒身上综合能力的认同。

　　这些在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复合型人才”契合了自中唐以来的士人渴望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为四海生民谋发展的精神追求，也符合士大夫渴望重振世风、伦理纲常体系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从文儒到通儒，从文学士人到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以看成唐宋变革视野下士人身份转变的另一种解读，而这种转变，始自中唐时期的萧—韩文学流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