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宋人的重要写作类型之一，不仅数量较前代激增，而且基本体式也在两宋定型成熟。就宋人的笔记观念与写作心态来说，论者主要围绕笔记随笔随录的特性展开探讨，为两宋笔记总结出了游戏闲谈、补史之阙、考辨正误等三种著述动机，分别对应着志怪琐闻笔记、史料笔记与学术笔记这三种重要的门类。

　　总体来说，两宋笔记作者特别是北宋笔记作者对于这一著述体类大多以小道末技视之，一方面不会对其抱以特别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更不会认为自己可以凭借笔记著述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知识阶层的急剧扩张与下移，以及商业出版的繁荣等现象在南宋的出现与发展，在笔记作者间逐渐产生了一种“空言”心态，最终发展成了可与上述三者等量观之的另一种极为重要的笔记著述动机“托诸空言”，对两宋笔记的文本形态变化也产生了极其关键的影响。

　　以“空言”寄托人生体悟与理想 

　　“空言”概念最初见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下的孔子之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指的是只起褒贬作用而不见用于当世的言论主张。由于孔子作《春秋》时正处在不被重用、无法行道于世的潦倒时期，故而司马迁又为“空言”一词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即或许能在后代产生作用或影响的无用于现世之言。南宋时期终生落魄潦倒的士人，在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传统的为官行道、馆阁编书、注经修史、撰写诗文等主流方式立言传世时，便开始遵循司马迁之说，将原本只是小道末技的笔记视作或可自见于后的“空言”。

　　庄绰《鸡肋编》自序云：“阿瞒之绩，无见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岂非鸡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芦菔、凫茈而饿于墙壁之间，幸而得之，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矣。予之书殆类于是，故以‘鸡肋’名之。”他利用曹操的鸡肋典故，完美地将笔记之言与“空言”相融合。定军山一役曹操败了，于是在讲述他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文字里，当然没有曹操的任何功绩，只剩这段对战争结局毫无意义的鸡肋故事。一如笔记中芜杂散乱的内容，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道德文章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曹操的鸡肋故事终究获得了千古流传，那么谁又能知道笔记中的这些“空言”会不会同样获得传世不朽的际遇呢？

　　洪兴祖在为友人方勺《泊宅编》所作的序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情绪，他先感慨方勺学博志刚却不合于世的潦倒人生，随后提出《泊宅编》的游戏文字间寄寓了方勺胸中诸多的不传之妙。洪兴祖这番标准的“托诸空言”说辞得到了方勺本人的认可，于是方勺请他为此书作序，并让《泊宅编》就以“空言”的方式流传于人间。

　　促生笔记文本形态新变 

　　随着笔记著述动机新生了“托诸空言”一途，笔记的文本形态也在南宋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既然要托诸笔记之“空言”将作者的高妙见解甚至个体生命传之于后，那么笔记的著述内容势必要扩展至士大夫知识结构的各个方面，不能只局限在抄录街谈巷尾之说或他人闲谈所云的传统上。笔记的写作方式因此彻底从抄录转变为撰写、由辑录转变为著述。

　　学术笔记的占比在南宋的急剧提高就是这一变化的有力反映，费衮在《梁溪漫志》自序中坚定地表示，笔记同样承载着作者之所学，与传统的垂世立教之言完全相同，只不过因为无所用于当世才被认作是“空言”。不仅如此，费衮还逐一列举了可供作者垂世立教的言论类型，包括制诰、奏疏、论策等，试图表示笔记的价值意义与这些言论类型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费衮罗列的言论类型并不是史部著述，而皆为集部之文，这意味着南宋士人出现了以集部思维对待笔记之言的现象，使笔记承载的知识结构发生了由史到集的扩展。

　　无独有偶，杨万里同样以比附集部与托诸空言的思维言说曾敏行的《独醒杂志》。杨万里在为这部笔记撰写的序文里首先高度肯定了曾敏行的学问与识断，并认为如此人物应当获得流芳后世的资格。杨万里非常清楚，曾敏行就是才高而不得志的不幸之人，等待他的将是言行无传的结局。随后他将话题转到这部笔记之上，将其视为打破困局的方式，读者不仅可以借助《独醒杂志》增广自我学识，更能由此看到作者曾敏行的学问识断，想见其人风神。对于杨万里本人来说，他不需要借助撰写笔记的方式就可以达成立言不朽的追求，但他以当世名臣文豪的身份说这么一番话，却为其时已更为壮大的下层士人群体提供了方便之门，反过来又促进了“空言”心态的进一步普及。

　　提供新的立言方式 

　　在南宋各阶层士人以集部思维论述笔记之“空言”意义的同时，南宋最重要的下层士人群体——江湖文人早已开始从事“空言”心态下的笔记著述，尤其当他们在晚岁偶然重见自己早年的率意漫抄时，都会郑重地将之视为一段珍贵的自我生命痕迹。王灼就是在晚年偶得自己年少时的论词手稿，尽管也产生了一些颇悔少作的心情，但却没有像士大夫惯常所为将这些文稿焚弃，反倒将其次比增广为五卷，目曰《碧鸡漫志》。

　　对于仕途显赫或文名已盛的士大夫来说，他们已然得享极高的诗文流传度，到了晚年也不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获得立言传世的机会，而是忐忑将以怎样的形象被后人言说，于是他们会焚弃不符合自我形象期待的早年作品。但对于王灼这样终生流落江湖、寄人幕下的文人来说，控制自我后世形象的建构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奢望，因为士庶都对他的文字没有太大的兴趣，自己的个体生命也就无从获得承载与流传。所以，这部年少初成的《碧鸡漫志》很可能是王灼的少年往事在此刻的唯一记录，除此之外，他便再也寻觅不到这段自己人生中最为明亮的生命痕迹。

　　诗文难行的江湖文人，其笔记之所以易传，很可能是因为著述与阅读笔记所需的知识门槛相对下降所致。南宋中期之后，随着在科举中被淘汰下来的具备一定知识基础者不断沉淀于世俗社会中，知识本身也发生了普及与下移，也从另一方面有力提升了笔记的流传度。一般而言，沉沦世俗的知识群体终究学问有限，阅读士大夫的经史著作、诗文别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些困难，驳杂浅近的笔记更受他们青睐。出版业很快对这番市场需求作出了反应，相较于笔记著作在北宋时代只能依靠抄本形式流传，南宋的商业出版有着极高的刊行笔记的热情。书商甚至还会通过各种手段谋得市场热度极高的笔记作者最新撰成的笔记，在作者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私自将其刊刻出版销售。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江湖文人越来越将自我生命寄托在笔记之上，在著述时抱以自我学识与个体生命赖此而传的心态。

　　例如，陈善就认为自己毕生为学的精力尽在所撰笔记《扪虱新话》中，他将笔记著述视为平生头等大事，也就是自我生命之所寄。在这样的写作心态下，陈善当然不会再如前代作者那样随笔以记他人之言，而是勤力撰述自我认知，甚至还会时时斟酌修改，使笔记文本逐渐变得编次有序、脉络分明起来。更为极端的例子当属俞成，他令人惊异地在四十岁彻底放弃举业，却犹孜孜不倦地探讨细究夫子之言，可见他其实是不愿放弃儒生身份的，也依然期望着能够实现与之相应的生命价值。好在笔记为举业不利的他提供了后退一步的空间，他可以专注于笔记的著述以达成自我理想，从而不负至圣先师的教诲。于是乎，俞成便以极致谨严的写作态度在余生时光里全力写出了一部学术笔记《萤雪丛说》。

　　发展至此，本就在内容题材及故事来源方面与世俗社会有着万缕千丝关系的笔记，最终在游走于士庶之间的南宋江湖文人手中发出了最为夺目的光芒，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且更为适合的立言方式，极大地增加了他们传名于后的机会。尽管出仕为官与著书立说依然是士人最为主流也是最受认可的安身立命之业，进士及第或具备一定政治、学术声名的士大夫，依然不把笔记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在江湖文人大量的“空言”式笔记著述的影响下，南宋士大夫对待笔记著述的态度终究会比北宋士人严肃认真得多。毕竟无论他们记录的内容是可补史阙的故事，还是对于经子学问的见解，抑或荒诞不经的鬼怪奇闻，都会被后人视为可以了解其学识、想见其风神的一段生命痕迹。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