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与国际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技术经济学已通过打开技术这一生产要素的“黑箱”对技术演进的本质特征做出系统阐释，这为我们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进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实践机遇。 

　　技术的报酬递增特性与国际权力格局转换 

　　技术具有报酬递增特性，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为理解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动因及其机制提供了启发。 

　　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曾对报酬递增规律在技术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做出系统阐释。他指出，由于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某一具有初始优势的技术系统很容易长期保持自身优势地位，从而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替代技术淘汰出局。这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理解国际技术竞争的根源提供了启发。田野认为，在报酬递增的作用下，技术领域的初始优势很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这使技术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概言之，对技术领域的初始优势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驱使各国展开技术竞争。这一逻辑不仅可以解释对手之间的竞争，也可解释盟友之间的竞争。 

　　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还将使新的技术系统在诞生后逐渐演化出一条融合多主体、多要素的技术发展轨道，并产生与之紧密相连的组织或制度，即演化经济学家卡罗塔·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由于技术—经济范式深嵌于社会实践、立法或其他制度框架之中，将促进与之相适应的创新，阻碍与之不相适应的创新，这使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在事实上变得充满挑战。技术革命则因推动范式转换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窗口”。国际关系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技术革命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关键力量，而关于哪些国家更有可能在“机会窗口”到来时实现赶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供了启示，即相应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以使其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相互匹配时，后发国家将充分获取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从而崛起为新的技术领导者。 

　　技术创新的分配效应与国内政治分化 

　　技术的报酬递增特性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意味着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可能对当前在位企业、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产生威胁和挑战，形成“赢家”和“输家”的分化，因此应被视为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进程。 

　　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可能带来五个方面的国内分化。一是新兴产业和成熟产业之间的分化；二是新的或以新的方式升级的现代企业和仍然附着于旧方式的企业之间的分化；三是现已陈旧的产业集中地带和由新兴产业占据或因之受益的新空间之间的分化；四是经训练后参与新技术的劳动力与技能日益过时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化；五是在现代企业中工作或在充满活力的地区生活的人群和仍生活在停滞地区、被失业及不稳定收入所威胁的人群之间的分化。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技术创新的收益通常较为分散，并且需要数十年才能逐渐显现，但损失往往更加立竿见影且更为集中。因此，捍卫现状的、狭隘的、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和个人较之那些支持技术变革以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广泛群体更容易组织起来，反对技术创新的力量也会比那些为变革而奋斗的力量强大。潜在利益受损者将采取诸如暴动、破坏机器、针对创新者的个人暴力等途径阻碍新技术的形成和应用，甚至完全消除技术创新的可能。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爆发的针对工业机器的暴力反抗——“卢德运动”。 

　　以黄琪轩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已发现，国际竞争是一国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上述分析则表明，分配效应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阻力。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希望通过技术创新赢得国际竞争的国家既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提升的推动作用，也要妥善应对技术创新的分配效应，尽可能将潜在利益受损者对技术创新的反对和破坏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注重在国内塑造一种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的积极氛围。 

　　技术发展的时间特征与各国技术政策选择 

　　技术发展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特征，这使时间因素在技术政治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性，并成为各国决定技术政策时的重要依据。 

　　一方面，技术发展具有长期性特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提升，要以一国雄厚的技术实力为支撑。但技术实力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国家具有较长的时间视野，能够对较长时段的技术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并一以贯之地执行这种发展规划。由此可见，长时间视野是一国技术实力积累的必要条件，它意味着国家愿意放弃即时满足而追求长期利益，因此将在人力和物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表现得更好。事实上，时间视野已被广泛视为国家财富形成的基本元素。陈兆源等学者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还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激发流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并提升其国家能力。 

　　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如同产品生命周期那样，一项技术从发明到成熟再到最终走向衰落也会经历一个完整的技术生命周期。考虑到技术本身的动态变化及其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差异化特征，各国应做到“因时制宜”，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技术政策目标应根据各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同时，韩国技术经济学家李根也指出，不同技术的生命周期时间长短是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决策因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