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产生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语汇。其中，既有从西方或经由日本转译的外来词语，也有基于本土语言改造而赋予新义的概念。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以中国古典学术转型为问题意识，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为参照对象，从文明互鉴的比较视域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近三百年”的标识性概念。“近三百年”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段术语，关联着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起源之独特思考，不仅对20世纪以来的明清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亦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三百年”作为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范畴，本意为“最近三百年”或“接近三百年”，在近代以前并没有特定的含义。如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说：“古建都自唐虞三代外，长安帝都秦及西汉、新室，近三百年。”清人朱彝尊《明诗综》言：“明近三百年，诗寥寥数卷，是篇特见录。”他们都是基于三百年的历史时间经验，考察某一朝代的文化、风俗或政教，尚未将之限定在某个固定的时段领域之中。梁启超论述的“近三百年”，从他所处的时间（1923年）出发，概括“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学术史”，赋予其明清之际的具体内涵，由此塑造出独特的历史时间单元。

　　细考梁氏“近三百年”一语，它有着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中西文明互鉴的比较视野。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以复古为解放”乃其鲜明旗帜。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本质上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由此，梁启超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萧萐父盛赞梁启超“将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而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潮相对照而见其同，可谓独具慧眼”。不同于传统经学家或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范式，梁启超所理解的“近三百年”始终是从中西文明互鉴的比较视野出发，注重挖掘明清之际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寄寓了他对中国内生现代性问题的深切体会。

　　第二，学术脉络演进的整体观照。梁启超治中国学术史的一大显著特色，是将“时代思潮”作为基本单元，从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和衰落期（灭）四个前后相续的阶段进行脉络化的系统考察。在他看来，秦代以后，只有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堪称“时代思潮”。“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立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把“近三百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时段，并从心学、理学、经学、史学、科学、小学等角度对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作了全面探析，体现了他博观约取、以通驭专的大家治学风范。

　　第三，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思考。梁启超在撰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前，曾先后以“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和“清代学术”来指称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近世”的说法源自西方以及日本史学界，但中、西、日之间的“近世”在时间尺度上并不相同。“清代”的说法属于传统的王朝史观，也不符合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相较而言，“近三百年”则赋予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以时代精神内涵，克服了盲从外来术语和固守传统窠臼的弊病，既符合世界历史的普遍公例，又能刻画中国文化的独特时段，表征为一种对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思考。

　　正是缘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钱穆、蒋维乔、陈安仁、龙榆生等人也相继使用“近三百年”来命名自己的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著作，由此使“近三百年”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历史时间单元。这充分彰显了中国近代学人虽处欧风美雨的文化冲击之下，却能保持独立自主的知识建构意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近三百年”所特有的文明互鉴意涵，在钱穆等人的著作中未能得到继承和发展。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和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虽然未刻意标明“近三百年”的时段概念，但以“早期启蒙”揭示其思想内涵，反而进一步深化了梁启超“近三百年”一语的应有之义。

　　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当代视域中，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思考和积极践行的重要议题。尽管梁启超关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基本论点和历史考证不够缜密或偶有疏漏之处，但他诉诸极具本土特征的“近三百年”这一时段术语，考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所处的“启蒙时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已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标识性概念。回顾和总结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方法论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哲学的传承创新和汉语哲学的本土建构具有极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