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印度古典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相结合，将梵语诗学中承载的印度智慧、文采风流、社会历史、思想内涵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既是多元文明间比较诗学研究的新方向，也是中国的梵语学者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者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

　　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沉入中西文学及其语言文化结构之中，围绕通贯中西文艺现象的理论话题，在中西文化系统之间建构具有普遍性规律的审美体系，堪称比较诗学论著的典范。从多元文明互鉴的角度而言，钱先生在比较诗学领域开创了居间于中西的第三种诗学。（杨乃乔《〈管锥编〉：系统的比较诗学著作及平行研究的典范》）钱先生的学术高度和学术境界极大地影响了黄宝生先生的学术方向与学术志趣。黄先生将钱先生“凡所考论，颇采‘二西’（即耶稣之‘西’和释迦之‘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方法运用在比较文学、比较文论的研究领域，译介出版了一批梵语诗学的重要经典，将印度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对比研究，开拓了多元文明间比较诗学研究的新方向。

　　梵语诗学的译介与研究 

　　金克木先生是国内梵语诗学译介的先驱，曾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辑）》（1965）、《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1980）中选译《舞论》《诗镜》《文镜》等作品的重要章节。黄先生则汇集十部梵语诗学名著，出版了《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初版80万字（2008），全译6部，选译4部；后增订至130万字（2019），全译8部，选译2部，包括《舞论》《诗庄严论》《诗镜》《韵光》《诗探》《十色》《舞论注》《曲语生命论》《诗光》《文镜》。就作品保存数量而言，梵语诗学无法与中国古代文论相比。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发达，保存的诗学著作浩如烟海。而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以贝叶为主，在潮湿的环境下难以长期保存，每个世纪至多留存若干部，直至晚期才会稍多一些。印度古代每个时期的诗学作品，唯有那些公认的杰作才会世世代代获得传抄，而其他作品一旦传抄中断，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先生译出的这些梵语诗学论著几乎涵盖了印度诗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传世经典。

　　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从探讨文学语言美的庄严论（修辞），探讨文学感情美的味论（情感），到探讨文学意蕴美的韵论（暗示），对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黄先生的《印度古典诗学》至今仍是梵语诗学研究领域的必读书。黄先生在2021年出版的专著《梵汉诗学比较》则是他在梵语文学、梵语诗学、比较诗学领域多年翻译、研究的结晶，不仅一目了然地总览了中印诗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提出诸多关键命题与深刻见解，融贯中西、纵横华梵。庄严论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奇特化”或“陌生化”相通，相当于《周易·乾》中的“修辞”“六诗”中的赋比兴；味论与苏珊·朗格“文艺符号学”的基本精神、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相一致，与《礼记·乐记》中的“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羮不和，有遗味者矣”异曲同工；韵论跟西方现代文论中的象征主义和直觉主义美学都有相似之处，也可以在“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等诗句中窥见端倪。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相互隔绝又相似相通的部分，正是人类文学中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梵汉诗学比较》）将梵语诗学放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大框架内，与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为文学理论的探讨增加一个新的维度，还会让我们在差异中更容易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

　　建立比较诗学的中国学派 

　　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冷门绝学”研究者，研究梵语文学、梵语诗学及其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关系，正是为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打破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将广博的东方文论纳入比较诗学视野，建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比较诗学的中国学派。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印度和中国相互独立地创造了个性鲜明的文学理论体系。梵语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著作非常庞杂，又是更为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的理论总结，涉及文献众多，研究难度极大。《梵汉诗学比较》以文艺学为中心，在全面驾驭梵语诗学经典论著和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基础上，对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论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的比较诗学领域一部难能可贵的全新力作，为多元文明间比较诗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指明了方向。

　　黄先生在《梵汉诗学比较》中指出，印度古典诗学植根于四部吠陀、两大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小说这片梵语文学的肥沃土壤，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和批评术语；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诸子散文、两汉文学、魏晋风流、隋唐诗文以及宋元明清诗话、戏曲、小说等，是滋养中国古代文论的温暖摇篮。梵语诗学中戏剧理论出现最早，在其后的发展中始终以诗歌艺术为核心；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综合性文论，除刘勰的《文心雕龙》综合了诗歌与散文，其余均为分体文论。梵语戏剧属于诗剧，其表演以吟诵诗歌为主、歌舞表演为辅；而中国古代戏曲则属于歌剧，歌舞与词曲在表演中合为一体。虽然中国古代戏曲产生时间晚于印度梵语戏剧，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不仅著述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内容更为完备。梵语修辞学发达，“庄严”可达上百种，还包括“辞格”这种增添语言美的积极修辞和“诗病”这种消极修辞；而中国古代文体丰富，作家、作品众多，风格学在世界古代学术领域遥遥领先。在文学体裁上，印度古代长期保持口头创作和传承的文化传统，神话和历史传说交织，累积成长篇史诗；而中国在商周时期已开始进入以书面文字为媒介的历史时代，历朝历代编写纪实的史书，汉族文学中尤其缺乏史诗。不过，梵语文学中没有独立的散文文体，也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中采用长短句体式的词和散曲。梵语诗学均采用学术著作的形式，通常为经疏体，其中经文使用诗体，注疏使用诗体或散文体，形式虽为“诗”，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而是为了便于记诵；而中国古代文论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学术著作，也有诗话、词话和“以诗论诗”的形式，大多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比较诗学视野下的文化异同 

　　这些印度古典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相似与相异，源自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异质文化间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宗教历史和思维方式的异同。印度古代语言使用拼音文字，文字依附语言，文字拼写随语言而变化。这样，印度古代各地的方言随着时间推移，在词汇和语法上就与通用语梵语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而中国的汉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汉字是表意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语言政策。各地方言可以有语音差别，但其对应的文字依然大体统一。在固定化的表意文字的统领下，各地方言不会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因此，汉语没有像使用拼音文字的梵语和拉丁语那样在历史发展中消亡，而是至今仍屹立在世界语言之林。（黄宝生《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传统、宗教历史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印度古代依靠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长篇口头文学和神话传说发达，而史学不发达。中国古代重视书面记录，史学发达，强化理性思维，抑制了神话的发展。印度宗教学、祭祀学发达，既有超验的直觉思维，也有“六吠陀支”中的实用理性和《奥义书》中的思辨理性。中国古代则巫史并称，史官掌管文献、卜筮、祭祀等，进一步强化了理性思维。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体现了实用理性，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体现了思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与思辨理性的文化格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定型，由道教和佛教分担宗教信仰。（黄宝生《神话和历史》《宗教和理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多元文明既呈现趋同倾向，又面临极端的分裂与冲突。比较诗学研究的发展，也因此面临巨大的困境与挑战。研究印度与中国各自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宗教历史、思维方式，研究二者的文艺思想发展史与物质文明交流史，探索印度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共同的“诗心”，建构中国新时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体系，如能推而广之，势必将中国的诗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立足中国本土的多元文明间的比较诗学研究引入一个更加生机盎然的境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梵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