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生活的不断繁荣，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进步，如何理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试图将经济学建构为一种只关注所谓纯粹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的“经济科学”，这就割裂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马克思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为我们把握由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现实历史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反思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将为我们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困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表达的人文经济学提供重要的思想前提。

非“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仅“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决定论”构成历史上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典型性、代表性观点，而且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试图建构关于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所谓纯粹“经济科学”的理论倾向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为如果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唯一的、单项的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唯一的理论任务也就变成了去发现经济生活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自然规律”。

　　但这里的问题就在于，经济与文化简单现实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决定关系，经济既不能脱离文化的影响而自动增长，新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文化形态也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动形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将唯心主义历史观简单地倒转过来，将“观念决定现实”倒转为“现实决定观念”。在批判性反思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展开了根本性批判。正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既要超越不关注现实和感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也要超越以直观的方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类的现实历史。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表征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没有与人完全无关的、自然而然的自然界和作为自然规律的经济规律，也没有脱离人的现实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纯粹观念世界。

　　所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决定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只是在反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过程中，马克思需要强调现实的物质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前提，而当面对经济决定论时，我们就必然需要更为强调文化对经济的重要反作用，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超越机械论唯物主义的必然内涵。

近代西方经济繁荣的文化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和辩证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虽然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推动经济繁荣而言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对经济繁荣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近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在一片完全荒芜的思想文化地基上凭空建起的。事实上，在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已经蕴含着一系列为经济繁荣提供理论支撑的思想基础。

　　虽然很多学者往往倾向于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几个代表性事件来标志近代西方社会与古代社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但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其在创造一系列新的观点、概念和思想的同时，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自己的思想传统。而反过来说，古代思想的发展也并非与现代思想完全相脱节或相对立，在古代思想中也蕴含着一系列现代概念的早期形态。按照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奥克利（Francis Oakley）的说法，不同于人们的通常认识，在13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发展中，实际上也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例如，虽然在施特劳斯看来，从古典自然法概念到现代自然权利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在方济各会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关于贫困问题的论战中，通过将“正当”定义为在伊甸园中上帝赋予人的自然能力，而非在实在法上由国家立法所赋予人的权利，中世纪唯名论学者奥卡姆（William Ockham）就已经为现代自然权利概念奠定了思想雏形。

　　更进一步来说，当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政治哲学家开始建构其为后世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奠基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时，他们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一套完全颠覆传统思想的理论体系，而是包含着调和“新科学”与“旧信仰”之间关系的理论努力。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自然法的内容虽然是理性的，但自然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权威则需来自上帝的命令和颁布；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指出，如果人民和君主或执政者之间的争议难以调和，那么“就只有诉诸上天”。除政治哲学理论之外，韦伯（Max Weber）也发现了宗教观念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驱动力之间，即新教伦理与促使人艰苦劳动、积极进取以推动资本积累的经济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这都共同证明，我们不能以与文化相脱离的方式将近代西方的经济繁荣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必须看到经济繁荣不仅与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有关，同时也与当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现实发展史形成具体的、历史的理解。

重塑经济与文化的内在统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和双向互动关系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正如没有完全脱离经济基础的社会观念领域发展一样，经济繁荣和经济学观点的发展也不会脱离文化基础而独自进步。所以当西方经济学试图将自身建构为把握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规律的“经济科学”，并运用数学手段对所谓纯经济规律进行定量研究，认为自己所研究的是价值中立的、无关文化的一般性经济规律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真正摆脱了一切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而仅仅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将一套固定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内化为了自己的隐形前提。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只是将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观点当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与文化无关，而是将从近现代西方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传统中所抽象出来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当成了当前一切国家、民族和历史上一切社会形态的无可动摇的基本前提。所以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不关注经济的文化基础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狭隘化、“贫困化”、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抽象理论。

　　因此，要想破除当代西方经济学逐渐“贫困化”的发展困境，我们就必须重塑经济与文化在经济学中的内在统一，事实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经济学的人文回归，将为我们在经济与文化辩证融合、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智库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