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其中，反义词不对称特别受到关注。所谓反义词不对称，是指一对反义词中，其中一个的使用场合多于另一个。比如，“早”与“晚”作为一对反义概念，我们可以说“过早”来指吃早饭，却不会说“过晚”指代晚饭；可以用“您早”打招呼，却不会用“您晚”打招呼。这种不对称究竟有何特征？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就此作简要探讨。

　　反义词不对称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义项不对称。反义词往往在义项上不对称。以“多”和“少”为例，两者均可表达数量概念，但“多”还能进一步表达程度、零头等含义，如“我比你要生气得多”。相比之下，“少”则不具备这些义项。类似地，“深”与“浅”也存在不对称，“深”除了表示物理上的深度外，还具有程度副词的“很、十分”义，如“他对此深信不疑”。二是搭配不对称。反义词在词汇的搭配上亦不对称。以“多”和“少”为例，“多＋量＋名”可以构成偏正结构，如“多种原因”“多篇文章”“多名用户”等。同时，“多”还能构成动宾结构，如“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少＋量＋名”则通常只能构成动宾结构，如“少个人”“少件衣服”等，难以构成偏正结构。三是构词不对称。在构词方面，反义词亦不对称。比如，有“早操”而无“晚操”，有“快餐”而无“慢餐”，有“高雅”而无“低雅”。从词义角度看，还可以表现为形式对称而意义不对称。比如，吕叔湘在《语文常谈》中指出，“实”和“虚”是一对反义词，但“实心”和“虚心”则分处不同概念域中。四是句法不对称。反义词在句法上亦不对称。比如，“对”与“错”就存在句法上的不对称，“错”可以作前置状语，而“对”一般不能，如“我错拿了她的圆珠笔”成立，但“我对拿了她的圆珠笔”则不成立。

　　反义词不对称可以用标记性来概括。语言单位中有一部分成分表达的意义是中性、规则、平常、普遍的，而另一部分成分则是不规则、不平常、例外的，后者就被称为“有标记”。显然，标记性本身就意味着范畴内部存在不对称。反义词不对称具有明显的标记性特征。凡德勒（Zeno Vendler）在《“好”的语法》中观察到，度量形容词之间存在标记关系。如提问“那东西多大？”时，回答可以用“大”或“小”（如“很大”“很小”等）；但若问“那东西有多小？”则回答只能用“小”来回答（如“很小”“不小”等）。因为第二种提问已预设了对象是小的，是一种特殊情况。这表明“大”是无标记的，“小”是有标记的。类似地，度量名词（如长/宽/厚等）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无标记的成员有一些共通的性质。比如，在一对反义形容词中，正向成员通常用作无标记项，而负向成员则用作标记项，如“大/小”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此外，无标记成员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有标记成员。尽管标记性能够很好地描述反义词不对称现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某些词汇成为无标记项而另一些成为有标记项。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人类的思维模式出发进行探讨。

　　一是效率思维。效率是造成不对称的首要因素。只有效率高的个体和群体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因而追求效率是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天赋特征。语言的使用也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会尽可能使用较少的词汇来传递意义。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提出了“词汇省力法则”，认为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反比。也就是说，人们总是重复使用一些高频的词，为它赋予更多的意义，从而节省精力，不用在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时耗费过多时间。而多义的解歧则通过语境来完成。在效率为先的背景下，反义词不对称就成了一种必然。由于一对反义词所表达的是同一概念的两个方向，因此选择其一就可以实现对概念的度量，而不用将两个词都设为度量标准。比如，长度度量一般只说“两米长”，而不说“两米短”。如果用“短”来度量，则往往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只有在对方明确说“给我一根短点儿的绳子，太长了不方便”时，才可以问“你要多短？”这一原则也导致反义词中的无标记词项具有更多义项，而它可以通过对应不同的有标记词项在具体的语境中实现意义的区分。比如，“正”就可以通过“正向/反向”“正职/副职”“正派/邪派”等的对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其多种意义。

　　二是具身隐喻思维。具身隐喻思维也是影响反义词不对称的重要因素。具身认知认为人类的知识是身体和客观物理世界互动的结果，其中隐喻认知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指人们将身体经验（如人体部位、触觉等）投射到抽象概念（如地理位置、重要性等）上，从而理解世界。比如，人们使用“山头”“山脚”“山腰”来指称一座山的不同位置，与人类的身体部位正好对应。具身隐喻思维决定了人们总是从自我出发来认识世界，并因此形成对词汇使用的偏好，这一规律也被称为人类中心性或自我中心性。由于人类的视野和听觉都偏向正前方且直立行走，因此语言往往以人为起点，把前方和上方设定为默认值。而抽象精神世界里的概念也受到身体体验的影响。由于人类具有正面和上方的偏好，因此往往更喜欢使用积极、正面的词汇。比如，人们倾向于使用“广度”“深度”“高度”等词汇描述对象，而不会使用“窄度”“浅度”“矮度”等。

　　三是文化价值思维。文化价值思维同样对反义词不对称产生影响。文化价值思维是人类从长期的社会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习惯或倾向，既包含人类的普遍认知，也包含具体文化环境下的特质。比如，我们既可以说“上药”也可以说“下药”，但由于尊上而贬下，前者是将药置于患处，是一种救治行为，后者则有加害于人的含义。有趣的是，社会价值的变迁有时会改变这种不对称，原先处于弱势的反义词词项可能逐渐变得受欢迎。比如，在“轻”和“重”、“深”和“浅”之间，“重”和“深”是无标记的优势项。无论表达重量度量还是价值取向，它们都具有更突出的地位。不过，随着人们对轻松、无压力的生活越来越向往，“轻断食”“浅学一下”等新表达开始出现，甚至成为流行语。

　　综上所述，反义词在使用上的不对称，根本原因是人类认知思维和社会经验的不对称。相关研究目前已逐渐从描写转向解释，未来或可以语料库为基础，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展大规模研究。这将为反义词不对称研究带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系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