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学成分，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它也没有在1830年或者1848年走向终结。对于我们来说，浪漫主义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文化抗议，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从卢梭一直延伸到现在。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构成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批评，而浪漫主义批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以“进步”的名义，而是以前资本主义、前现代的价值和理想的名义进行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打着旧旗号的浪漫主义作为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文化反应，又是特别现代的，它与“古今之争”中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质的区分相呼应，它意识到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全新秩序的到来，与以往的一切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依托于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经济领域以自我调节市场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相对于整个社会变得自主和占主导地位。18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是作为对这种现象的抗议而兴起的，它表达了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及其对文化生活的广泛渗透的各种影响的抗议，也表达了对启蒙精神的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抗议，这些方面与生活的新的“物化”密切相关：理性的抽象和计算将自然和人类社群从根本上进行瓦解，使人作为自私的原子化的个人而与他人、与自然相疏离，使人在这个没有目的、没有质的规定的纯粹量化的物质世界中“无家可归”。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没有为现代人带来真正的理性和自由。

　　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七十年后，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时代的命运的特征是合理化和知识化，最重要的是‘世界的祛魅’。”确切地说，终极和最崇高的价值观已经从公共生活退回到神秘生活的超然境界，或者退回到直接和个人的人际关系中。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骑士热忱”对理性计算的“冰水”和世界的祛魅的一种反应，它试图在理性化时代为找回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对世界进行复魅。

　　宗教是浪漫主义者为世界“复魅”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也求助于魔法、神秘的技艺、巫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他们重新发现了基督教和异教的神话、传说、童话、“哥特式”叙事，在宗教、历史、诗歌、语言和哲学的神奇交汇处，神话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象征和寓言的宝库；他们不仅在文学和诗歌中，而且在视觉艺术中探索梦和幻想的隐藏的无意识领域。对夜晚的浪漫迷恋必须在同样的背景下解读；因为黑暗可以被视为充满着神秘、奇妙和魔法的地方，与作为理性主义的经典象征的光形成鲜明对照。在他的一首赞美诗《夜颂》中，诺瓦利斯写道：“早晨总是要复返？尘世的势力永无尽时？繁杂的俗事妨害了夜的绝妙飞临。爱的秘密牺牲从不永远燃烧？光的时间已被限定；夜的统治却超越了时空。”

　　正如韦伯所见，“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献身于赚钱这种‘天职’”。要生产，就需要本钱，借贷也随之繁荣。于是，宗教伦理的推动、金钱意识的觉醒、借贷理念的转变叠加工业革命的推进，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萌芽走向了主流。资本主义随着对借贷的合理计算而诞生，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理性计算的精神。许多浪漫主义者直观地感觉到，现代社会的所有负面特征——拜金主义，所有社会和宗教价值以及想象力和诗歌精神的衰落，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生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纯粹的功利主义关系等——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即市场经济的纯粹量化的合理性模式。金钱对社会生活的毒害和工业烟雾对空气的毒害，被一些浪漫主义者理解为平行的现象，出于同一个反常的根源。

　　狄更斯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例证。狄更斯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艰难时世》中异常清晰地表达了对工业社会的浪漫主义批判。在这本书中，功利主义者、国会议员托马斯·葛擂更将工业时代冷酷、量化的精神人格化了。这是一个带着一把尺子和一副天平，把乘法表永远放在口袋里，永远准备好称量和测量人性的任何一部分，并告诉你到底会发生什么的人。对葛擂更来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纯粹的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他严格按照有益的原则组织儿童教育，即“你不能用数字说明的，或不能在最便宜的市场上买到，在最贵的市场上卖掉的，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应该存在”。严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教条、严格的功利主义和经典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是葛擂更的哲学，它建立在“一切都要付出代价”的原则之上。这个世界需要的美德不再是忠诚、慷慨、知恩图报，而是与市场原则相适应的包容、诚信、遵纪守法。

　　以自然、有机体和生命的名义，浪漫主义者经常表现出对一切机械的人造之物的深深敌意。怀念人类与自然之间失去的和谐，将自然奉为一种神秘崇拜的对象，他们带着忧郁和绝望观察着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以及现代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征服与破坏。他们将资本主义工厂视为地狱般的地方，将工人视为失去灵魂的存在，这不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受到剥削，而是因为他们被机器、机械运动、蒸汽机活塞的统一节奏所奴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一个抽象范畴体系的基础之上：抽象劳动、抽象的交换价值、货币。对韦伯来说，合理化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它根据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和官僚制的要求组织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卡尔·曼海姆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合理化、祛魅和量化之间的联系。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合理化和量化的思维根植于一种精神态度和对待事物与世界的经验形式，而这种精神态度和经验形式本身可以被描述为“抽象的”，这种理性主义在以交换价值为导向的新经济体系中有其对应物。

　　浪漫主义者反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斗争经常采取回归具体的形式。在德国政治浪漫主义中，具体的、历史的、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法律都反对抽象的自然法；每个社会国家的具体的自由是与抽象的自由相对立的；国家或地方传统反对普遍主义学说，现实的具体、特殊、特定方面反对一般规则或原则。这种“具体思维”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历史主义。面对一个超时间的、抽象的理性，浪漫主义者重新发现并恢复了历史本身的名誉。诸如历史法学派（萨维尼、胡果）、保守主义的德国史学（兰克、德罗伊森）、历史小说的汹涌澎湃（司各特、雨果、大仲马的作品）、19世纪后期社会科学中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狄尔泰、齐美尔），这些都是整个文化的浪漫主义历史化的表现。除此之外，浪漫主义者对理性抽象的反对也表现为对非理性的或不可合理化的行为的重视。这尤其适用于“爱”这一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主题。爱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是一种自发的吸引力，不能还原为任何计算，并且与所有理性主义的婚姻策略相矛盾——为钱结婚，或者为了爱以外的其他所谓好的理由结婚。直觉、预感、本能、感觉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的所谓非理性因素也得到了积极的重估。

　　浪漫主义的情感常常与一种失落的体验紧密相连，它痛苦地相信在现代资本主义现实中，在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层面上，一些珍贵的东西已经丢失了。某些基本的人类价值被现代性中占主导地位的纯粹量化的交换价值所取代。这种疏离被敏锐地感觉到，常常被体验为一种放逐。面对这种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失落和放逐，怀旧成了浪漫态度的核心：现在所缺乏的，或多或少存在于遥远的过去。过去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与现在的不同，它代表着一个各种现代异化尚未存在的时期。就此而言，浪漫怀旧指向的是资本主义之前的过去，或者至少是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发展的过去。对这个失去的“黄金时代”的怀旧通常伴随着对失去的东西的探索，浪漫主义者试图重新创造，使理想的过去得以重现，却并不是对过去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旧制度、旧宗教、旧法律的一种简单再现。

　　浪漫主义追求可以遵循的途径是异常多样的。它们可以在文学和艺术之外的许多不同文化领域或学科中实施。它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思辨、浪漫诗的创作、历史的探究、宗教情感等不同的方式在想象或理智中进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对过去的回忆是为尚不存在的事物而斗争的一种武器，它表达的是对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人之为人的整全人性能够真正实现的未来的一种渴望。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