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的思想与成就对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自20世纪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George Sarton）以来，科学史家对文艺复兴始终抱有浓厚兴趣。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下，文艺复兴因推动了对神、宇宙与人的内涵及三者间关系的重新理解，而成为现代科学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文艺复兴”与科学史 

　　一般而言，“文艺复兴”指发端于13世纪、兴盛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与思想风潮，稍后又传播和扩散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地区。这一时期在古典学术、文学、艺术及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尤为卓著，为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无疑，研究科学发展历程的学者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成就极为关注。然而，对传统意义上以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的考察并未使科学史家得出十分满意的结论。玛丽·博厄斯·霍尔（Marie Boas Hall）指出，15世纪科学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悖谬的状态：古代抄本的搜集和编校与对修辞风格的研究极大促进了人文学术的进步，而数理科学却未因人文主义者的努力而得到明显发展。维维安·纳顿（Vivian Nutton）亦坦言，将科学与“文艺复兴”结合起来进行讨论，是一个异常贫瘠的主题。显然，从文艺复兴学者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古代希腊语及拉丁语文献的搜集、刊布与研究——来看，科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是相对滞后的：希腊语原文的盖伦与希波克拉底著作集分别出版于1525年与1526年，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出版于1538年，欧几里得与阿基米德的作品分别出版于1533年和1544年，而阿波罗尼奥斯、丢番图及帕普斯等人著作的希腊文版本在16世纪则根本没有印行。因此，古学的复兴似乎只是在文艺复兴盛期之后才逐渐波及科学领域。

　　尽管如此，若我们以更具历史性的眼光去看待科学，便可发现，在现代科学的概念与内容尚未诞生的前现代时期，自然知识所涵括的范围与今日的“科学”并不相同。除以数学和天文学为代表的精密科学及传统悠久、建制化完善的医学外，自然哲学、博物学、各类技艺（包括但不限于机械技艺、炼金术、建筑、农业、材料技术等）、以气象学、占星术及自然魔法为代表的预测—操控性知识，以及宗教与神学中的部分内容，都是前现代自然知识广袤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科学史领域更重视“现代早期”（Early Modern）这一时段性的观念，而非更具特指意义的“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亦与同时代其他重要事件交错重叠，如地理大发现、殖民—贸易网络的形成、印刷术的传播、宗教改革的兴起等，这些事件是理解14—16世纪不可或缺的语境，且它们的共同影响更延伸至18世纪。由此观之，该时期的科学史拥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新柏拉图主义等异教传统的回归与流行、工匠知识与学者知识之间互动的勃兴，还是异域物质与知识的流动与涌入，都是自然知识生长与变革的重要方面。这也使知识史、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及博物学史与医学人文主义等研究主题成为当代科学史界考察“文艺复兴”的重要切入点。

　　神、宇宙与人的重新安置 

　　与其他科学史研究进路相比，科学思想史更关注科学发展的观念性主题和语境，其运用的史料通常不限于今日被视为“科学”的文献本身，亦会旁及哲学、神学、宗教及政治思想等在科学观念或理论的形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念。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与戴克斯特霍伊斯（E. J. Dijksterhuis）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便是这类研究中的典范，它们帮助塑造了“科学革命”这一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主题，将空间的几何化与机械论哲学的诞生视为古今自然观与科学知识之变迁的枢纽。从这些研究的视角来看，文艺复兴时代的成就无疑是重要的，无论是库萨的尼古拉关于无限性的思辨，还是达·芬奇对机械技艺的探索和对“力”的思考，都在某种程度上为更为现代的宇宙图景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这类“自哥白尼至牛顿”的经典思想史以数学物理学为科学的理想，在奠定现代科学史研究基础的同时，它们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思潮的思想史价值。因此，弗兰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的著作《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一经问世，便在科学史界引发了广泛争议。这正是耶茨的著作及之后的一系列作品激发了历史中隐匿之物的意义。

　　如果说柯瓦雷的核心关切在于宇宙本身，其余的历史材料只是服务于这一主题，那么亦可以说，耶茨成功地启示了另一条思想进路，即以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变迁为问题的焦点。无疑，自文艺复兴研究之始，对“人”的关注便是该领域的核心主题，在布克哈特与卡西尔的影响下，“人”之尊严的确立甚至被视为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界定。耶茨相信，《赫尔墨斯文集》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术士之所以具有科学史上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类文献、思想或群体代表了人对宇宙之变迁态度的典范，而这种态度是科学兴起的必备先决条件。换言之，《赫尔墨斯文集》所提出的神、宇宙与人这三种并驾齐驱的存在者，实质上构成了现代早期科学思想变革最根本的语境范畴，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争议与沉思构成了思想史的重要动因，而现代科学亦是三者之间关系重置的后果之一。耶茨亦强调，现代早期的科学史应当被逆向阅读，去寻找其中事件与之前所发生之事的关联，而非单纯地正向阅读，即寻找未来所发生之事的预兆。由此，被科学所抛弃的魔法、占星术、炼金术等思潮便有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们构成科学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一种依据魔法运行的泛灵论宇宙，与一种依据力学运行的数学宇宙构成的第二阶段相对应。耶茨认为，比起仅仅关注17世纪之胜利的研究思路，同时研究这两个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更有成效。这些见解鼓励学者去追问科学革命中的英雄人物究竟诞生于何种知识氛围，并引导人们关注那些较不知名作者数量繁多的沉睡书卷。

　　耶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树立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思想史的声誉与论题。她对神、宇宙及人三者间关系的重视亦在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得到了支持，例如，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冯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及哈里森（Peter Harrison）便在各自的作品中讨论了这一网络中的另一层面，即中世纪至现代早期神学或宗教观念如何影响人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自然知识的构想。科学思想史因这些思路的引入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而文艺复兴时代所特有的思想氛围亦获得了与科学史的相关性。

　　走向“发酵期”的科学思想史 

　　基于上述学者的工作，今日在讨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思想史时，似应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第一部分涵盖约1400—1550年，这也是传统上文艺复兴盛期和宗教改革的时代。由于人文主义带来的学术、艺术及思想方面的新风潮，以及宗教改革中神学争论的兴起，一方面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遭到多方面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基督教神学的追寻成为学者的重要任务。一种“拯救现象”式的问题开始浮现：新兴的哲学与自然知识似乎与正统的信仰与神学不符，但它们的和谐一致实质上必定能得到“拯救”；无论是“虔敬哲学”（pia philosophia）的理想，还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口号，皆体现了现代开端处这一神学问题的不同形式。在这一背景下，人与宇宙的形象问题亦渐渐凸显，神、宇宙及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潜在重构已经开始，但关键性的冲突尚未出现。

　　第二部分涵盖约1550—1660年，这是被不同学者称为“文艺复兴晚期”“文艺复兴的衰落”与“现代早期的形成”的时段。从科学思想史的视角观之，它处于文艺复兴的高峰与经典科学的诞生之间，可被称为一段“发酵期”，上一阶段所酝酿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时期爆发出来：哥白尼的学说开始成为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盛极一时，并在思想界产生了持久影响；诸种“新”哲学以自觉反古的形式登上舞台；各地洋溢着末世式的对普遍改革的热望。该时期的人物与学说具有引人瞩目的折中性与悖谬性，呈现出过渡时期特有的品格。这是反宗教改革和猎巫运动的时代，也是政治动荡与气候变迁的时代；是“魔法”退场、“实验”登台的年代，也是隐秘话语消解和机械论哲学诞生的年代；是炼金术思想与实践的黄金时代，也是现代数学曙光初现的时代。学界对培根、笛卡尔、开普勒或伽利略孜孜不倦的讨论已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复杂性，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大人物之外，仍有许多思想与著作共同构成了自然知识变迁的重要动力，它们为考察耶茨“两个阶段”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史材料。这一时段既是文艺复兴的终结，又是它的完成：人的能力与主体性以不同于中世纪的方式建立起来，而自然神学（physico-theology）与自然神论则即将成为新时期理解宇宙与神之间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对这段“发酵期”作更为深入的思想史考察，或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科学与现代世界的起源。

　　（作者系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