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名《道德经》）是在海外被广泛阅读的中国古典文献，老学也因清净无为、深刻隽永的思想魅力受到世界人士的普遍推崇。近年来，关于《老子》文本的传播与外译、海外《老子》文献集成、“全球老学”（Laozegetics）概念的提出及发展等话题获得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尤其是美籍汉学家邰谧侠（Misha Tadd）等人倡导与推动的“全球老学”概念，近年来已经突破传统欧美老学的研究谱系与学术积累，形成了良好的全球化、跨文化与跨语言研究趋势。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在欧美《老子》译本方向上取得了深入进展，但与之相比，拥有悠久解老传统的东亚日韩老学，却仍留有不少探索空间。下面，笔者以日本近世时期以前极为重要的老学文献——《老子》河上公注本的状况为例，管窥日本老学思想发展的丰富面貌。

　　薪火相传：日本《老子》河上公注本的历史脉络 

　　在《老子》“河上公注本”（亦多著录为“河上公本”“河上公章句本”）一称中，“河上公”即编注者，“章句”即分章断句，加以训诂、考订字词音义，疏通文章内涵之义。围绕此作的人物、时代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说为姓名不详的汉代黄老道家人物“河上公”所作，或说为魏晋六朝时期实际身份不详的道士假托“河上公”之名所作；成书年代可能上溯至汉代，可能晚至南北朝。较能肯定的是，该作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其成书不晚于六朝末。在历朝历代的《老子》解释中，它都是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学术史上绕不开的重要文献，直到现代仍能引起多角度关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从文本古老性、传播广泛性、影响重大性来看，《老子》河上公注本与王弼注本一道，并称为《老子》注释中的双璧，一直以来为中、日两国人士参考利用。就版本留存而言，王弼注本几无古钞、古刊善本留存至今，河上公注本却有敦煌唐写本、唐碑、宋元刊本、日本古钞本等多种善本存世，为当今世界《老子》文本及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为何说日本所存的《老子》河上公注本有其独到的价值？在中国，自六朝、隋唐年代始，《老子》河上公注本以写本形式传布，五代、宋朝间始版刻刊行，刊本出现后，由宋到清屡屡重刊，在社会各层广泛流通。其现行版本大体可分为三个系统：《道藏》本系统、宋刻本系统、日本所传古钞本系统。另有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吐峪沟出土的唐钞本残卷存世，唐代广明元年（880）所造江苏镇江焦山道德经幢其上所刻经文，一般也被认为是河上公本。中国还有一个独有的特殊刊本系统，即在元明间广泛刊行的纂图互注本。上述三个主要的系统又均可追溯至唐钞本。由于唐末至南宋末三百余年的材料断层，现存宋刻本与唐钞本间的文本差异很大。而中国后世的河上公章句刻本，多即祖宋刻本而刊行流通。与宋刊本、《道藏》本版刻刊行时对文本进行的改变相比，日本流传至今的古钞本是时人对传入日本的唐钞本大体上的忠实抄写，可以说在文本上几乎没有作出变动。例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金泽文库本的《群书治要》保留了唐写本传入日本时的面貌，其中的《老子》文本反映了唐初《老子》的原貌，弥足珍贵。

　　在日本，自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时代源自中国的唐写本传入后，镰仓（1185—1333）、南北朝（1336—1392）、室町（1336—1573）以至近世初，历代传抄不绝，在朝廷、博士家、武家、山门、神道家中得以普及。据日本学者山城喜宪的研究，这些传入日本的中国经典中，就《老子》而言，在日本中世（约1185—1573）以前，研习道家思想的人最常用的基础文本便是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该注本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古代、中世文化生活中学术、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发展。可印证此注本流传之广的事实是，至今日本仍有二十余种古钞本留存于世。与在中国广泛使用的宋朝间始版刻刊行的版本不同，日本的这些古钞本在文本上与唐钞本最为接近，历来为学术界所重，研究者屡以善本称之。因此，在日本流传并保存至今的河上公注本《老子》有其独到的文献与思想价值。

　　日本现存河上公注本的《老子》相关文献有古钞本与刊本两个系统。目前的研究表明，现存钞本有二十余种，多属于日本古代至中世时期通行的唐钞本系统。钞写年代最早的是正仓院圣语藏镰仓写本（存卷下），此外较早的钞本还有杏雨书屋藏镰仓末写本（存卷上《道经》残卷）、梅泽纪念馆藏应安六年（1373）写本、斯道文库藏南北朝钞写康应二年（1390）施入识语本等。现存古钞本大多数抄写于室町时期（1336—1573）或近世（1573—1868）初，因此在这段时期以前的平安时代（794—1184）以来河上公本的文本传承和变化情况，已经很难晓解。现存的古钞本也表明，中古以来《老子》文本在以博士家为中心，公卿、地下、山门阶层中的传习过程中，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已经比较复杂。到了近世初，日本首次出现此书刊本，即古活字版河上公注本的《老子道德经》，据学者推断大致刊行于日本庆长（1596—1615）年间。刊本的出现，使得长期在历代传写、授受、传承过程中经历复杂微妙的相互影响并不断演变的河上公注本，终于有了收敛、固定下来的版本。这一版本在这些年来吸引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关注，如山城喜宪等人已经累积起扎实的研究成果，使得该本与日本古钞本及道藏本、敦煌本，宋建安虞氏刊本、世德堂刊本、《群书治要》卷三十四所收本等多个版本之间，在经文与注文上的字句异同校勘已经基本完成，可资当代学者利用。

　　互学互鉴：日本老学解释的跨文化回响 

　　将《老子》河上公注本相关文献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作为一个切口，即可窥见老学研究在日本接受情况之一斑。在丰富的文献资料铺垫下，日本拥有极为深远的老学研究传统。一方面，中国对《老子》一书理解的变迁，影响了日本对《老子》的接受情况。例如，日本在漫长的中古、中世时期使用的基础文本是《老子》河上公注本，平安时代清原赖业（1122—1189）作为清家明经道的中兴之祖，在讲习经书的同时兼收《老子》，在老子讲筵上用于讲论的《老子》文本已经明确是河上公注本，但到后来随着五山禅林对宋学的接受，逐渐关注到了苏辙《道德经注》和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另一方面，日本古代的道家哲学与道教研究者自身拥有独特的《老子》诠释倾向，并且在室町时期到江户时代的过渡期经历过诠释路径上的转变。例如，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在日本的传入，受到了禅僧渡来的影响，因其强调佛教的立场，主张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故而在近世时期，《老子鬳斋口义》取代了禅林曾主要使用的河上公注，成为解读《老子》的新注并广泛普及。这表征了《老子》诠释路径异于中国传统的具体情况，也是日本老学诠释路径发生改易的一则实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古典学研究不仅是学术探索，更承载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理解的时代使命。河上公注本作为《老子》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在日本老学中的传播和创新，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包容性。《老子》思想通过河上公注本，在东亚不同文化传统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这种跨文化的流传与重释，不仅加深了东亚国家间的文化认同，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范式。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