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一种对哲学的“刻板印象”，进行哲学思考似乎总意味着脱离实际。泰勒斯因陷入哲学沉思而坠入深井的古老逸事，恰恰生动地印证了这一印象。而在当今时代，“脱离实际”不仅意味着与日常生活脱节，更被解读为对科学的疏离和无法经受科学检验的脆弱性。如果任由这一刻板印象蔓延，将不可避免地引向一种极端观点：应将“老掉牙”的哲学彻底抛弃，全然依赖科学这位可靠的向导！在这种逻辑下，哲学至多只是科学的附庸，充当铺平科学前路的工具罢了。有别于这一刻板印象，本文主张哲学研究并不脱离实际，也不脱离科学。相反，哲学研究是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特别是当代的哲学思考，已无可避免地扎根于现存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之中。

　　当代的哲学研究扎根于科学之中，这并非一个诉求，而是对实情的揭示。借助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理论以及生成论中的结构耦合观念，可帮助我们洞察这一实情。现象学的奠基人埃德蒙德·胡塞尔第一次把“生活世界”塑造为一个哲学行话。“生活世界”有一个极为朴素的起源，它指的不过是寻常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平凡世界；但“生活世界”又有一个极为深邃的作用，它是历史中一切人类活动的原始背景。胡塞尔强调科学家尽管能够抽象出复杂的数学公式、模型和理论，但这些构造物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才能得以理解：引力常量的“最终”含义并不定位于力学公式中，而是彰显于苹果或铁球的下坠过程中；青霉素的“最终”含义也不止于对其化学结构的描述，而是宣示于对伤口感染的阻隔之中。生活世界是科学概念和符号的最终参照点，亦是意义生成的根本土壤。

　　生活世界的一个核心特性是其历史性或历史可塑性。胡塞尔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总是被先辈的意义建构活动所塑造，这种预先塑造同时也为当代人的意义建构活动提供了条件；而我们的意义建构活动，又将沉淀为后代子孙的意义建构框架。反观过去，伽利略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已经包含了几何学和测量术的发展成果，而他自己的科学观念进一步改造了这一背景，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胡塞尔将这种历史性总结为一种交替前行的循环运动：任何理论建构都从生活世界中汲取意义养料，同时又反过来形塑这一生活世界“土壤”。因此，历史现象学的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这种循环运动的内在逻辑，使科学理论重新与生活世界勾连。可以看到，新的科学理论虽脱胎于生活世界，构建了一个殊异于后者的理论世界，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作为意义构建物的理论世界也终将沉淀下来，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以备科学革新之用。身处被现代科学洗礼后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对“引力”或“演化”等概念感到陌生呢？“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有千年沉寂的期待”，当代人是科学的“晚辈”，当代的哲学家亦是！

　　如若一切理论活动皆在生活世界中有其源泉，那么哲学思考亦如此。同样的观点，也可从当代认知科学中的“生成论”（enactivism）这一范式导出。生成论主张认知并不是对预先给定的外部世界的表征，而是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它逐渐形塑和改造环境，使之成为认知者的“世界”。而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认知者与环境具有了被称为“结构耦合”的关系。“结构耦合”首先意味着，在互动过程中的每个时间节点，认知者与它的认知环境在结构上是相互匹配的，例如肉眼对自然光的适应。而在另一个更深层的含义上，“结构耦合”还意味着认知者和认知环境在相互匹配之上的相互塑造，这种相互塑造的结果则是相互匹配的新形态。简言之，每个认知行为模式都是在适应旧环境的情况下进一步促成环境变化，而每一个环境变化又会激发新的行为模式。“结构耦合”便是认知与环境之间历史辩证关系的表达。

　　因此，在生成论的视角下，任何认知行为，总是已然被认知者所处的当下认知环境所调制，并与之相适应。哲学研究作为认知活动也不例外。而当下的认知环境中何种因素最为重要，抛开重大的政治事件，便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神经科学中的意识研究、预训练神经网络的出现、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等，它们如何能不扣人心弦呢？因此，当代哲学研究已无可避免地扎根于科学之中了。

　　对过往的追溯，从来都是为了校正当下的坐标，以开启新的未来。若当代哲学家意识到他们身处被现代科学所浸染的生活世界且绝无可能洗清这层关系之后，何以自觉地利用这一点，促成哲学与科学更为良性的关系呢？在此，笔者愿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方法论。

　　第一步是打造一套稳健的哲学概念，例如“事物”“属性”“关系”“结构”“原因”“根据”“构成”“涌现”“独立性”等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和概念，反映哲学家对世界结构的最基本界定，组建哲学家的概念工具箱。

　　第二步是选取一个特定的对象领域（如“意识”），并同时选取一个当今的科学理论框架（如“信息整合理论”），分析该理论框架关于对象的基本界定或预设（如“意识是因果结构”）。

　　第三步是利用第一步中开发的概念工具对第二步中的科学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检验哲学的概念工具和科学理论是否能够匹配。

　　在这套程序中，第一步是纯哲学性的步骤，第二步是经验性、科学性的步骤，第三步则体现了交叉研究的特点，并且赋予了整套程序以自我纠错的功能。当第三步的检验结构为不匹配、不一致时，可归因于两种情况：要么是第二步中选取的科学理论框架有问题，要么是第一步中打造的哲学概念工具有问题。例如，某一科学理论对于某种对象给出了两个论断A和B。这两个论断并不存在表面上的不一致，但是一旦经过哲学概念和逻辑推论的分析，便能揭示A和B在深层内核上的不一致。因此，为了消除第三步中出现的不一致，要么重走第一步，要么重走第二步。就此而言，不仅哲学家在这套程序中检验了自己概念工具的有效性和完备性，科学家也可在这套程序中检验自身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因此，这套“三步走”的方法论便把哲学与科学带入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之中。特别地，这套方法论程序展现了不同于刻板印象的科研生态——哲学与科学的作用和位置是对等的，并不存在谁服从于谁的关系。

　　哲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理论建构，更在于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局域性的理论耕作。而由于生活世界的历史可塑性，与之在结构上耦合在一起的哲学家便永无“退休”一说——永远都有新的问题要思考，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胡塞尔的一生便是最好的说明。作为科学的晚辈，当代社会中哲学家的思维将无可避免地扎根到被科学理论浸染的意义沉积物中，接受它的“洗礼”。在这一历史处境中，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追忆科学未曾出现的时代，亦不是逃往科学未曾染指的孤岛，更不是深居简出、自我封闭，而是要深入科学的内部，走进实验室和报告厅，在与科学的互动中开创自己的未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