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常被视为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重要时期，亦是一段成长的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生命历程。在身心快速变化的年龄阶段，青少年对社会变化的感知是异常灵敏的，其内在的心理、情感与道德世界值得深入描摹。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以抑郁为代表的各种情绪和情感障碍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症候，亦是反思青少年生存处境和内在世界的一面棱镜。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是青少年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2022年，《柳叶刀》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20年，青年人的抑郁比例急剧上升。青少年精神卫生疾患得不到解决，其后果会延续到成年期。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备受抑郁问题困扰，无论是休学、退学，甚至是选择离世，留给身边同学、师长和家人的常常是讶异、不解、遗憾和悲伤。可以说，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既是家庭浮沉的关键、学校教育的痛点，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尽管青少年抑郁相关话题时常引发人们的关注，但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却经常“避而不谈”或者“谈之色变”。同时，青少年一旦面临抑郁等心理（精神）问题，就被划入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领域。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学科来审视这一跨学科的现实议题？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视野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教育学：强教育竞争中的“病态适应” 

　　在教育学研究中，鲁洁提出的“病态适应”概念是一个思考青少年抑郁问题的角度。2007年，鲁洁指出“当今的教育是一种病态性适应的教育，它背离了超越性的期待，把学生紧紧捆绑在应试等不合理教育体制之中”。至今，与“应试”相伴的激烈竞争和单一评价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仍未真正发生改变。

　　近年来，不难发现激烈的教育竞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前置，甚至还开始向大学蔓延，以至于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中国人“关键一生”的各种调侃。具体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竞争进一步从高考提前到中考，甚至小升初也成了一个“充满硝烟的战场”。在普职分流的背景下，不少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进入普通高中就读，担心子女进入职业院校之后的发展。对于成绩优异的同学来说，他们既承受着优异所带来的压力，但也相对更能够在现有的教育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一把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2021年发布的《县镇中学生画像研究》中，研究者描绘了县域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细节的一隅：班主任观察到有些学生“会觉得自己消失也没关系”，学生则产生“老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的发问。对于学业失意的学生来说，如何为他们提供多样化和具有包容性的教育和成长空间，是当下中国基础教育阶段面临的紧迫议题。可以说，今天青少年正在被裹挟进愈加激烈的竞争中，家长们弥散性的焦虑、对孩子的过度控制、由此生发的青少年意义感的缺失以及大学生的“发疯”和“躺平”话语亦是对不合理、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的一种“病态适应”。

　　社会学：希望的紧缺 

　　当下，如何改变基础教育阶段难以遏制的竞争狂热、挣脱病态性的适应？如何才能够超脱出狭隘的功利主义对大学文化的渗透与伤害？要回应这些问题，或许社会学关于“希望”的论述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提供一种思考抑郁发生机制和缓释策略的可能性。

　　希望是人类生存的核心，也是诸多社会学研究的一条暗线。吉利（Guido Gili）和曼贡（Emiliana Mangone）认为，社会学家发展出了和希望密切相关的概念，比如行动、社会变迁、乌托邦、革命、解放、创新和信任。希望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同样重要。在抑郁的通常界定中，核心的诊断标准是心境抑郁或丧失兴趣（愉悦感）。个人生命活力和生活乐趣的缺失和内心的希望感息息相关。徐凯文提出了“空心病”“橡皮人”“心理雾霾”等概念，用以从内外部揭示和描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当下的青少年面临“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从厌学发展到拒学、弃学和茧居，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当青少年看不到前路，就找不到动力，也就很难感受到意义和希望。

　　希望源于生活变好的可能性或某些痛苦终结的确定性。强竞争性社会中的希望往往掩藏着失败。如果希望是稀缺的，而且唯有获得特定的希望才能够实现一种向往的存在方式，那么每一份希望都暗藏失败的落寞。这样一种除了拥有“唯一的希望”否则就只能走向失意的社会想象压抑了青少年的创造热情，也催生了网络上“上车”“上岸”的话语实践。

　　人类学：道德生活的视角 

　　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特别强调抑郁症背后的道德意味，也从一些普通人的道德经验出发论述了道德生活的重要意义。在凯博文看来，抑郁症反映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且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当面对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的风险时，内心的痛苦和纠缠让人如临深渊，而危机和无常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让人无法“有道德地生活”。

　　道德生活的视角启发我们尝试理解青少年抑郁之于主体的特殊意蕴进而反思缓释抑郁的策略。剑桥大学人类学家里弗斯（W.H.R. Rivers）的观点值得重视：“社会的规范会融入人的身体：文化价值观指导我们的姿势、态度，甚至感情；集体的是非观和愿望指导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使人们合乎正常标准或者道德说教的过程，会造成真正危险的个人行为模式。”言下之意，曾经让我们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那些社会规范，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下让我们坠入真正的危险。因此，重新规范道德可以打破扩大危险的恶性循环，以防止误用和滥用道德经验。就个体而言，在强竞争的环境中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需要不断转换视角去观照自己的现实处境。

　　青少年抑郁问题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议题，同时也指向了家庭、教育和社会问题。可以说，青少年抑郁问题是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回应。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启发我们需要反思心理议题的社会性，即意识到病态的社会根源，不把心理健康视为纯粹个体性的问题，也不应回避心理健康作为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责任。竞争越是加剧，教育内卷就越严重，“双减”政策就很难真正起到“减负”的效果，青少年承受的压力和抑郁问题便会愈演愈烈。有待通过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持续大力支持职业技术院校发展等方式，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和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压力，在制度和心态层面扭转功利化的教育倾向。此外，在普及和研究抑郁相关病症的过程中，学术界和媒体应当避免将青少年抑郁仅仅作为一种客观疾病来看待，还应更多关注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究竟经历过什么，又在经历什么，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的内心困扰和生活世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更加开放、自由的教育和社会环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