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土简帛如《黄帝四经》《太一生水》《恒先》和传世文本《鹖冠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表明两者具有共同的时代属性、探讨主题和书写表达方式，尤其是形上学的丰富构想以及发展演变。《鹖冠子》继承了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大义”，又完善为“阴阳五行”观念；与郭店简《太一生水》的不同认识揭示出“水”的生成论最终让位于“气”的根本原因；和上博简《恒先》中的气论共同促成了《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宇宙生成论。借助于气、阴阳五行、大同之制，《鹖冠子》全面深化了《太一生水》的“太一”观念，为理解汉初官方祭祀“泰一”提供了直接文本依据。《鹖冠子》与出土简帛之间，既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理论的分歧与转变，围绕水、气、太一等重要概念进行梳理，有助于明晰早期道家形上学的发展。

　　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以及《鹖冠子》书中出现的历史制度、人物事件、用字避讳等，可知鹖冠子主要活动于楚、赵两国，生活年代及成书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前200年。从名号可以看出他喜爱戴用鹖鸡羽毛做成的帽子，具有深厚学识修养，故而被尊称为“子”。《鹖冠子》作为黄老学的重要传世文本，刘勰读后感悟“亟发深言”，吕思勉品评其为“子部瑰宝”，但其真伪在学术史上论争不断。直至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两者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甚至相同的语句，《鹖冠子》才被认定为真，学术价值逐步凸显。如在《鹖冠子·泰鸿》篇中有着和《黄帝四经·论》完全相同的表述：“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在此基础上，该篇又引入“五行”来对应四时和五方，弥补了《黄帝四经》天人构建中空间方位的缺失。如果说《黄帝四经》“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以阴阳来照应天地、四时、昼夜等，那么到了《鹖冠子》，阴阳开始和五行结合起来，实现了从阴阳大义到阴阳五行的转变。天地人不仅在时间维度，而且在空间上也是有机统一的，形成囊括四时、五方、五行、五音在内的整体宇宙图景。

　　《鹖冠子》与《黄帝四经》之间的密切联系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但与郭店简《太一生水》的理论分歧尚未引起注意。《太一生水》作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成书在先，《鹖冠子·度万》成书于秦末，发展出和前者完全不同的万物生成理论。如《太一生水》说：“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鹖冠子·度万》则直言：“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谓地也。”对于以气解天、以土解地的观点进行了直接否定。两篇作品之所以对天地的内涵理解不一，在于前者的生成序列中，终极根源是太一，与水交互作用后生成“天”“地”，但在后者的生成序列中，“天”“地”是产生“水”“火”的根源。简言之，《太一生水》中的“天”在“水”的运作中生成，而《鹖冠子·度万》中的“天”则在一定条件下生成“水”。

　　为什么战国和秦末出现了如此不同的万物生成理论？可以从《鹖冠子·度万》中“天”生“水”的条件来一窥究竟。“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关键在于严苛的法律导致了天之“神”湿，进而影响“水”的正常生成。这其实是对秦朝严刑峻法的形上学批判。而“水”的另一层特殊色彩在于秦号称自身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秉持水德，如果“天不生水”，那就丧失了政权基于天道的合法性。面对自称“万万世”的秦代皇帝，批评者们尝试从天人合一的生成论角度来反对秦政，并以祥瑞灾异的天人感应观念表现出来。

　　《鹖冠子·度万》与《太一生水》的不同认识，揭示出“水”的生成论虽然出现甚至一度流行，但最终没能成为道家主流生成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水”被赋予隐喻政治的色彩之后，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顺利生成，那么“水”就丧失了先天普遍性以及自在永恒性，因此无法成为万物根源的基本要素。而“气”则随着思想的发展，从具体之气息，如云气、血气、湿气等，先抽象为阴阳之气，进而成为万物生成的本原。

　　在气本论确立的过程中，上博简《恒先》，以及《鹖冠子·环流》《鹖冠子·泰录》提出“气是自生”“有一而有气”“天地成于元气”等重要命题，共同推动了气论的发展。《恒先》首先从生成论意义上确立了气本论，说：“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明确指出，气是自我生成运作，不依赖于其他本原和外在条件。《鹖冠子·环流》认为“有一而有气”，北斗之“一”指向宇宙统一性，代表着天地人、时空、万物的有机整体。万物的初始本原“气”从“一”而出，气本论得以确立，不再是上天、下地、中气（阴阳之气）的生成模式。关于“气”与天地的关系，《恒先》说“浊气生地，清气生天”，《鹖冠子·泰录》进而说明“天地成于元气”，发展至《淮南子·天文训》，则有“太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由此可见，《淮南子·天文训》中的万物生成理论是综合《恒先》和《鹖冠子·泰录》而来。《鹖冠子》作为首次出现“元气”的著作，在哲学史上意义非凡。

　　《恒先》和《鹖冠子·泰录》中的气论除了追溯万物本原，还通过道论与政论的密切关系来理解其社会现实意义。前者意在强调万物的自生、自作、自为，而后者宣扬“上贤为天子”的合理合法性。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发展，还是从现实需求来说，气论都更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

　　随着气论的成熟，以及阴阳五行理论的完善，《鹖冠子》中的“泰一”观念在《太一生水》的基础上有了极大丰富与发展。《太一生水》构建了以“太一”为本的万物生成理论，主张“天道贵弱”。“太一”，又作“泰一”或“太乙”，源自楚国的天神崇拜传统，如宋玉在《高唐赋》中说：“醮诸神，礼太一。”《庄子·天下》在提到关尹、老聃时也说：“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太一生水》抄录于《老子》丙本之后，表明“贵弱”或“濡弱谦下”是两者的共同主张。发展至《鹖冠子·泰鸿》，“泰一”的内涵更加丰富，其开篇言：“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泰一”通过阴阳四时的时间运行、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间排列、宫商角徵羽的音乐顺序、万物生长消亡的五范秩序，要求五官六府各尽其职，合理使用刑德、法度来正神明之位。可见，阴阳五行学说是“大同之制”的核心架构，也是“泰一”能够居于中央之位，受到百神仰望的理论依据。《鹖冠子》通过对《太一生水》的批驳，以气论取代了水的生成论，并补充了阴阳五行观念，构建了黄老道家的具体政治制度“大同之制”。虽然在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太一”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但“空虚不毁万物”的核心宗旨却是一以贯之的。《太一生水》和关尹、老聃的学说主张通过统治者之“弱”的方式来实现万民万物的充分发展，《鹖冠子》则主张遵循道法而行，进而实现天下万物的和谐秩序。

　　出土简帛《黄帝四经》《太一生水》《恒先》与传世文献《鹖冠子》中的形上学说涉及“水”“气”“太一”“元气”等核心概念，揭示出“水”的生成论作为一种过渡性学说，最终让位于“气”的思想演变历程。气本论在确立的过程中，通过清气、浊气来表明天地的生成，最终形成“元气”观念。《鹖冠子》丰富了《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观念，形成立足于气论、阴阳五行、大同之制的“泰一”，成为汉初大一统政治的哲学基础。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