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创立的交往理论是一把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利刃。他的交往理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与卡尔·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通过厘清哈贝马斯对他们思想的批判过程，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交往理论的本质特性，以及“社会批判理论把立足点转移到交往行为上来”的原因。

　　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批判 

　　马克斯·韦伯是首先用理性概念解剖欧洲资本主义演进历史过程的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世界脱离传统的束缚，理性开始张开臂膀并成为人类解决问题的基础思维方式，人们利用理性分析和控制世界，这便是理性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第一层价值所在。但是，这种理性的运用只为了合乎目的，是“目的—工具合理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基本表现为这种合理性的形成和不断扩大。现代化行为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目的—工具合理性”，现代文明的成就主要源自对这种合理性的恒久追求。

　　韦伯认为，理性还有另外一层社会意义。“目的—工具合理性”的形成和日益扩大，导致了社会趋于非理性的境遇，最终使人的价值和道德失落，人本身的意义和人的自由湮没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即合理化过程导致世界从“终极价值”的捆绑下解脱出来，分裂成一个价值多元的理性社会。这种理性否定自身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导致意义的沦陷和丧失。随着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人们越来越背离传统，远离情感，陷于工具理性的泥淖中，日益成为工具理性的实施对象。工具理性在控制社会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人尤其是个人在这种强大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力量的压制和剥削。社会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的牢笼，每个人在这个牢笼里都是被运用于生产线上的工具，一代人被另一代人接替，上一代人就被遗弃。韦伯认为，现代性植根于“目的—工具合理性”，其第一层和第二层意义不能被分割开来，因此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贬低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态也无法避免这种发展和人性缺失的二律背反。因此，韦伯感到迷茫和悲观，对现代化的前景感到无助。

　　就韦伯的这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错误在于韦伯混淆了目的合理性和一般合理性，将二者等量齐观。韦伯仅仅从一个向度——“目的—工具合理性”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没有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这是韦伯被意识哲学限制的结果。意识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维度来认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实质便是根据预定目的选择最有效用的工具，深入来看便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韦伯问题，在根本上应当超越意识哲学的限制。韦伯的突出贡献在于以工具理性奠定了主体—客体这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但如果用主体间性的理论视角和交往理性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人的社会关系应当表征为主体—主体关系，社会交往固有模式的改革需要突破以语言交往为主的方式，生活世界依然是交往主体的具体背景，商谈程序与原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样哈贝马斯便破除了目的合理性和一般合理性等同的难题。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内在矛盾进行了解析，辨析了在文化现代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中，这一理论具有的批判方式最终丧失其批判力量的原因，并由此找到交往理论转型的根据。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批判 

　　从社会交往的推动力来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交往的形式，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在马克思那里，交往从横向上来说是丰富的，从纵向上来说是多层次的，涵盖了社会历史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形式，包括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其中，物质交往作为生产实践的延伸，是精神交往的基础，是第一性的。哈贝马斯则将这个顺序调转过来，他认为在交往中，语言交往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体的交往目的是达成一致，而语言交往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植根于语言的交往实践才是根本，而且交往行为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物质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是目的行为，关涉的是客观世界，而语言交往行为是三个世界——主观世界、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统一。可见，哈贝马斯颠倒了马克思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他认为，这并不是用技术手段使得理论手足倒置的方法论，而是实现了哲学从工具理性决定论到交往哲学的质的飞跃。

　　从交往和生产力的社会功能来看，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演变的基本矛盾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重要的交往关系），将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归结为生产关系的革新。哈贝马斯吸收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的矛盾关系是交往和劳动之间张力的结论，但他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基础性作用的是交往，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描述过于简单。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现存社会制度出现变革的因素，因为社会现存的关系已经无法更多地容纳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却无法直接起到社会革命和制度变革的作用。尤其是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而科学技术又被统治阶级所控制，生产力便成为现存社会制度统治的合法基础，进一步丧失了引起解放的功能。社会变革的功能最后落到交往关系的发展上，所以，生产力起着社会问题触发器的作用，解决社会问题还是需要交往行为的变革。

　　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来看，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和普遍交往的实现，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巨大增长。哈贝马斯则吸收了马克思关于普遍交往和世界交往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实现这种普遍交往的不是生产力的提高，而是依赖于一种制度—学习的机制。哈贝马斯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乎生产力提高的技术知识，另一类是关乎交往资质获得的道德规范知识。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规范知识的增长和获得是社会主体交往水平提高的保证，交往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对道德规范知识的学习。关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哈贝马斯并不是一概不论，而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生产力的发展依靠的是科学知识的获得，而人的交往关系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科学知识的获得，而是取决于道德规范知识的获取，生产力并不对交往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哈贝马斯会放弃物质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的基础性地位，而将语言交往行为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呢？因为他认为，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以物质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为目的的行为正是导致人的自由和人性缺失的因素，只有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语言交往行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是保证人的自由和人性的条件。

　　哈贝马斯通过批判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实现了“交往合理性”的转向，通过批判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找到了通达自由的路径——语言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深入批判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的工具化问题，试图找回人的内在价值，从而高扬自由与解放。但是，哈贝马斯试图跳出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物质交往本身就蕴含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只不过这样的条件在现有的西方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没有完全成熟，人的工具化和物质交往的革命作用在西方社会制度的自我调适中反而隐藏得更深。语言交往行为是实现阶级意识自觉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唯一方案。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发展与改革中必然会造就自己的掘墓人，当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时，物质交往的重新塑造以及阶级斗争的号角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出现。

　　（作者系贵州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