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以同俗”出自《礼记·王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治理思想，也是“大一统”政治的内在要求和有力保障。“一道德以同俗”主张君主或中央政府应当确立普遍的、绝对的伦理之至高地位，并通过主政者的示范和训谕、官学体系的讲授和传播等方式，使人们对其形成一致认识，进而能在公共生活中自觉地遵循此行为准则，达到彼此理解、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道德以同俗”并非指简单地同一伦理规范和社会风俗，而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一道德”确立普遍规范 

　　“道”的本义是路，“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表明“道”具有公共性。“道”由众人行经的路，引申为宇宙自然运行的规律和群体之人应当遵循的准则，兼有自然秩序和伦理秩序的面向。“道”是崇高的、普遍的、绝对的，原则上每个人都禀受“道”降生，所禀受的称为“性”或“德性”。“德”常训为“得”，指人从“道”那里得到的，包括仁、义、礼、智等，是人的本质。《大学》有“明德”，意为人获之于“道”的是光明的，即光明的所得。“道”虽赋予人“性”，但人须依靠持续的修养工夫，才能保有和发扬此“性”，使自己的思虑、举动时时遵循“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有所得，即有德之人。

　　表示伦理的“道”，是公共生活中人应当遵循的准则，“德”是人对此准则的遵循。“一道德”指明确此准则的具体内涵，统一对它的认识。古代思想中的“一”，并非单纯指“同一”，而往往具有“归于正”，即使其处于正确的、应当的状态。因此，更准确地说，“一道德”指使人人皆有对此准则之内涵的正确认识。如“道德不一”，就会“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人人在“道”之中选取部分符合自己心意的内容当作行为准则。这将导致“人执私见，家为异说”，价值多元而混乱。政治上缺乏明确的路线和方针，法令制度无法保持一贯性，民众无所适从；社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区分歧强化，动荡风险大增。

　　“一道德”的合法主体是君主或以其为首的中央政府。据《中庸》，孔子称只有既“有其德”又“有其位”的“天子”，才有资格制定伦理和文字标准，使天下人共同遵循。《王制》也称，诸侯例行朝见时，针对其治下的礼、刑、德，天子要考订是非对错，防止偏离、违背应当遵循的准则，以此维护天子应有的权威。君主“一道德”的前提是其自身始终遵循“道”而实有“德”。宋代朱熹通过解释《尚书·洪范》“皇极”，认为君主不仅应向众人揭示“至极之标准”的具体内涵，君主本身就应成为“至极之标准”，充分践行仁、孝等准则，以供众人取法、效仿。

　　如何判断君主揭示和遵循的“至极之标准”是符合“道”的，以避免颠倒是非？方法是用记载在“经”中的、蕴含着“道”的圣贤言行来验证。“经”是官方认定的儒家典籍，是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的载体，也是汉代以降官学的核心内容。一旦成为“经”，典籍中的准则也会反过来规范权力运行。既然“道在六经”，那么肩负“一道德”之责的君主和中央政府必须统一经学，否则“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统一经学就是运用精英知识群体充分研究考证的成果，明确“经”的种类、文字和解释，并在官方教育体系和官员选拔考试中传授和运用既定标准。

　　五代以前，朝廷通过刻经文于石碑上正定经书文字，防止流传讹谬或私自削改。后唐明宗诏令校勘、雕印开成石经，“广颁天下”。这是已知最早的以雕版印刷的形式统一经书文字的官方举措，为后代沿用。唐以前，朝廷认可的经书版本和解释，体现在所立经学博士的学术传习上。但各家所习不仅经解不同，经文篇目和内容也有差别。对此，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五经”，确立经文定本，又令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考订前代异说并给出疏解，定于一尊，运用于官学和科举中。这是首次由朝廷提供经典解释的标准本。此后，宋神宗为“一道德”而命王安石主持编纂《三经新义》。明成祖令胡广等编纂《四书五经大全》，称实现“国不异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必得依赖此书。可见统一经学是“一道德”的重要举措。

　　“同俗”是长治久安的关键 

　　“一道德”是“同俗”的前提。“同俗”指用已明确的普遍伦理教化民众，规范其行为，使“大一统”政治下各地区的风俗一同变至淳厚，也称变风俗、正风俗、善风俗等。风俗是否淳厚，被视作政权能否长久维系的关键，即“自秦汉以来，大抵风俗厚者，易守而享历长，风俗薄者，难守而享历短”。“同俗”是治理目标，现实中不同地区的风俗既不相同，也无法自然达到淳厚。

　　首先，各地区风俗为何会有差异？析言之，“风”与“俗”是两个概念，“风”指各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众性格；“俗”指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俗”通常被认为是变化不定的，会极大地受到君主喜好的影响。这种关于“风”和“俗”的区分，既承认客观存在着地域人文差异，也肯定社会价值规范的可塑性。因正视、尊重地域差异，故又有“俗可同也，风莫之能同”的理念。

　　其次，何种风俗才算得上淳厚？一般认为，如果民众普遍能够践行礼、义、忠、信等准则，社会就会有淳厚的风俗。以“礼”为例，守礼主要指能遵循社会等级规范，不行僭越之举。“同俗”的重要举措之一是纠正社会流行的奢侈风尚。民俗尚奢侈，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更会带来破坏既有等级秩序的危险。戒奢的治理举措既有在丰收之年劝民间多储积，以备水旱之灾；也有制定、颁行制度，规定不同等级之人所用的车马、服饰等的标准，以针对逾制造成的奢靡之风。此外，守礼还包含非身份等级性的礼让、谦让，以此实现“让畔”“息讼”的和谐社会风气。

　　理解了“同俗”的必要性和目标，接着是实践举措。“同俗”的前提是了解各地的风俗，“视俗而施教”。唐代陆贽提出省察风俗的五种办法，即“以五术省风俗”：倾听舆论，了解民众的各种情绪；依据市场上不同物品的价格，判断社会风气；阅览法律文书，考察民间争执诉讼的情况；察看民众的车马服饰，衡量民风是否奢靡；从民众从事的工作种类中，发现他们的价值取向。

　　在正视地域差异、了解地区风俗特性的基础上，“同俗”主张因俗治理。“同俗”的“同”是结果而非举措。针对差异和特性，须用不同的方式引导风俗，才能同至于淳厚，“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如秦地百姓崇尚勇猛武力，对此须引导百姓学习富含谦让精神的乡射饮酒之礼，便不再流行好斗风俗。这是针对地域差异和特性，以绝对伦理“道”为标准，“济俗之偏”的具体举措。

　　最后，能否实现“同俗”还依赖君主和各级官员的典范效应。“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百姓从行不从言”，均强调主政者必须以示范而非说教的方式“同俗”。示范性的“同俗”以君主及首都为中心，在垂直治理体系上由君主向中央官员、地方官员、百姓逐级扩展；在地理空间上由首都向全国各地扩展。在治理实践中，官员是引导社会风气的主体，“士大夫，风俗之本”；而首都是全国各地效仿的对象，“王畿之内，风化之本，四方是则”。

　　在传统思想语境中，“一道德以同俗”并非指单纯地同一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而是在伦理绝对主义的信仰前提下，追求真理性准则和秩序，以实现社会普遍文明的国家治理思想及相应举措。“一道德以同俗”既维护君主和中央权威，也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员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既承认地域差异、尊重地区风俗特性，又要求秉持因地制宜、“济俗之偏”的治理原则，引导社会风俗一同达到淳厚和谐，实现“六合同风”。“一道德以同俗”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物质文化繁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也有流于权力倾轧、“尚同恶异”的风险，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治理思想遗产时应当认识到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