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考古学与古代史的学科融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党组的大力推动下，202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历史地理和史前考古学者的跨学科团队走进田野，先后考察了湖北荆州马家垸、龙王山、沙洋城河、天门石家河和京山屈家岭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距今约5100—4300年）遗址，聚焦“江汉地区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及意义”，展开深入研讨。

　　第一，因地制宜兴水利。今日所见江汉地区大部分为平原，但在新石器时代，其地貌景观大为不同，遍布不宜人居的沼泽区与低冲积平原区。受此制约，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较为宜居的高冲积平原，海拔在31米以上，周边河流、湖沼密布。尽管享受着优渥的水生生物资源与便捷的水网交通网络，临水而居的江汉先民需解决两个对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为挡水防洪，二为灌溉防旱。由于遗址地形和周边的水环境各具特点，相应的水利设施也需因势而变，或侧重防洪，或聚焦抗旱，抑或二者兼备。2017年以来，江汉地区史前水利考古连续取得重要收获。2023年，城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进展，屈家岭遗址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次活动考察的遗址即涵盖了防洪、抗旱以及二者兼备的三种水利工程类型。

　　马家垸遗址地处东港河河谷中部，遗址海拔相对较低，受洪涝威胁较大。在此情形下，马家垸先民堆筑城垣以防洪，居住在城垣及中部台地等海拔相对较高的位置，由此降低水位上升对居住区的影响。屈家岭遗址位于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山前丘陵地带。由于地势相对较高，雨季基本不会遇到洪涝灾害，但先民亟须考虑旱季如何灌溉水稻的问题，遗址中的熊家岭水坝和郑畈水坝便是先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熊家岭水坝拥有坝体、泄洪道等一系列水利设施遗存，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结构最为完整的水坝，具备良好的蓄水灌溉功能。城河遗址位于汉江西侧、长湖北岸的一处长岗前端。其东北部地势较高，西南部较低，导致遗址东北部洪涝风险较小，而西南部则易遭洪水破坏。对此，先民们在遗址西南部堆筑城垣，有效防范了雨季洪涝灾害；同时，在遗址东北部拦河筑坝，实现了抬高水位、蓄水灌溉城内稻田的目的。

　　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遗址是江汉平原史前治水的卓越代表。江汉先民于五千多年前已经能因地制宜，规划居住位置，兴修水利工程以防洪抗旱。其治水技术与理念也得到了传承。历史时期，江汉平原的聚落往往也是因地制宜，于分离的台墩高地上建立村落，呈现出散村和散居的自然分散状态。文献记载的陂塘、围、垸、圩，形成具有一定蓄水量的陂湖，集灌溉、养殖、防洪、交通之利于一身。这对于进一步认识熊家岭水坝等史前水利设施的功能极具启发。

　　　第二，水利社会孕育文明因素。灌溉农业离不开对水资源的利用，尤其是稻作农业。在考察过程中，有学者特别提到了水稻的生长周期规律，需在分蘖和抽穗期间给水，在最高分蘖至抽穗前排水。尽管江汉平原的雨季节律与水稻需水的时间节点相近，但是，该地先民为了不受突发的洪涝或干旱影响，维持稳定的食物产出，保证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仍需修筑水利工程干预稻田的给水与排水。从大型的水利工程到连通阡陌的沟渠，其建设和清淤都离不开大量的人力物力。经年累月，水利设施的建设与修缮提升了地方社会的组织协调能力，地方社会日渐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一方面，他们运用强大的动员能力，修筑诸如大型建筑等具“纪念碑性”的文化景观，用于凝聚社会价值和塑造文化认同，这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一步。屈家岭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最早的红烧土“磉墩”，城河遗址中部台地上的大型院落式建筑等，均显示出地方社会已形成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及其他大型工程，社会中的上层精英积累了威望与财富，社会分层渐趋明显。上层精英的威望与财富物化为随葬品，在数量与质量上显著超越平民。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可见等级分明的墓葬，龙王山遗址墓地的墓葬规格不一及随葬品数量多寡有别，均展现出了显著的社会分层现象。以上提及的重要考古发现显示，江汉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加速了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初现曙光。

　　水利对江汉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水利的关切从史前延续至历史时期。历史地理学者们介绍了历史时期地方社会组织建设水利工程的情况，以及支流水口的神庙位置与功能，与考古学者围绕筑城技术、城市判断标准、水利设施与稻田配比等多个主题展开研讨，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专业的见解。

　　第三，社会发展多路径。作为本次研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水利社会”这一概念对解读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价值。虽然同处长江流域，但位于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社会与下游的良渚社会在治水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江汉地区史前水利建设的模式，更像是以大型中心聚落为核心，组织周边聚落人力修筑的。这些水利设施大多仅作用于中心聚落，可调控的范围有限。目前未见多个中心聚落联合修筑的区域性大型水利设施，由此推测，该地区似乎不存在统辖各中心聚落的高级权力中心。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拥有区域性的、更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山谷中的高坝、低坝和山前挡水长堤等组成，调控范围达110平方公里，既可保护作为都邑的良渚古城，也可灌溉古城周边地区的稻田。

　　除了治水的社会组织模式存在差异，屈家岭—石家河社会和良渚社会在权力运行的其他方面亦有各自的特点。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大量玉石钺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玉器，以彰显墓主的军权、王权及沟通天地的宗教权力，确实表现出个人权力的集中。但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屈家岭文化葬仪，则呈现出不一样的图景，随葬品大多为泥质黑陶，玉器相对较少。这些陶器大多是用于饮酒的壶和杯，或者盛放食物的豆和碗，为世俗宴饮用品。河南黄山遗址屈家岭文化的一座大型墓葬中，随葬了400多件猪下颌骨，学者也多认为这并非个人财富的炫耀，而是表示墓主主持公共宴饮活动的威望。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史前水利社会存在多元的社会发展路径，与一些学者提到的专制主义并无必然联系。

　　历史地理学者指出，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在治水方面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南北方地区之间的差异。北方水利工程主要为大河的疏导和引水灌溉的工程，大多是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工程。而南方除了官修工程外，还存在大量由民间宗族自组织的私圩，这与史前江汉地区的水利建设模式颇为相似。

　　第四，学科融合谱新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考古学者的使命初心。在考古工作中，他们看到的是行为的物质结果、文化作用下的堆积过程。若要实现“透物见人”，复原社会组织形态与管理模式，则需要参考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蕴藏的大量细节。历史学者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田野考察以及与考古学者的对话有助于在研究中运用考古资料、开启新的研究视角或补正文献研究。交流生启迪，融合出成果。本次活动作为推动学科融合系列研讨的首站，充分展现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融合的重要性和美好前景。学者们一致认为，今后应持续举办类似活动，为彼此提供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