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作风建设是端正党风,树立良好风尚的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同时,也在同不正之风进行艰苦斗争,并从中培育和发展起一系列优良作风,形成了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知行合一的独特景观。回顾党的建设发展历程,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探索始终围绕着党的作风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三个问题来进行。
形成党的作风建设的独特话语体系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核心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党的作风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是党的初心使命、思想原则、组织宗旨、党性要求的外在体现,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党的作风”概念,探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伴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党的作风”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关于党的作风的独特话语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党风”的概念,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逐步形成三大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中锤炼了不惧艰难、克敌制胜的坚毅品格。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这是对党的作风的初步阐述。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形成了党的作风的完整概念。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七大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指引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与根本遵循。
执掌全国政权使党的作风建设面临新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告诫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全党保持优良作风,防止作风建设松懈指明了方向。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作风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并增添新的内容。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重点的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解放思想成为党的新风气。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作风建设方面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二十大提出“三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内涵:一是筑牢党的作风建设精神之基,把作风问题与坚定理想信念和道德引领结合起来,指出理想信念对共产党人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强调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二是揭示党的作风建设实践之要,深刻揭示作风与权力的关系,指出“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提出加强作风建设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出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败坏党的作风。三是筑牢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堤坝,指出党的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科学有效的制度”,聚焦改作风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拓展制度建设的内容。四是明确作风培育离不开家风建设,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包含党风、学风、文风、会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由三大作风以及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等具体内容构成的话语系统。
为党的作风建设创新注入动力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对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得出了“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党的作风建设守正创新持续注入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党从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中体悟到,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纵观党的建设发展史,可以发现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以赢得民心为根本准则。在历次整党整风活动中,都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融入其中,不仅有延安整风时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斗争,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运动,还有党的十八大后反对“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作风建设中一直是谈论得最多,思想内容最为丰富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身的作风来展示的。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不仅因为党领导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还在于认同党以优良作风彰显先进本质。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追求任何政党私利。这一性质如何被人民群众所辨识,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近现代中国社会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以科学理论武装的优势展示先进性,而且以独特的优良作风显示出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延安作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则指国民党的作风,两种作风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在提炼概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时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论述,把党的作风与人格力量相联系,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的独特性。
形成党的作风建设若干实践经验
回顾党的自我革命奋斗征程,在实践求索中,我们党形成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
在方法手段上,以集中教育与日常制度规范相结合抓党的作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不追求群众运动般轰轰烈烈的场面,注重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注重把整党整风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相联系,既传承了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又克服了政治运动造成思想混乱的弊端。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将制度建设作为解决党的作风问题的重要保证,并就解决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改革创新,加快补齐作风建设制度短板,以中央八项规定起步,出台一系列作风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实现以作风建设制度化来促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相结合,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社风好转。
在工作重点上,突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优良作风和模范行为对全体党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往往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在严抓作风建设责任落实方面,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
在精神状态上,将党的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做常新。一方面,既有优良作风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创造新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不良作风暂时得到纠正和克服并不意味着根治,稍有懈怠就有可能重新复萌再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作风建设贵在平常,做在实处,细在小事,抓在长效。我们党认识到,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实施策略上,有针对性地落实作风建设各项具体内容。党的作风来源于思想,形成于实践,表现于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把优良作风覆盖到各个方面,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思想方法、政治立场、组织原则、工作态度、生活方式等多个维度充分彰显。如思想作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工作作风建设必须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领导作风建设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思想影响。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全面提高干部民主、勤政、廉洁作风、接受监督和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素质。生活作风建设必须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注重生活细节和日常小事上的作风表现。
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这项常抓不懈的伟大工程中始终处在突出位置。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推进作风建设守正创新,根本在于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总要求,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党的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持久战,既要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勇气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又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探索历程研究”(22CDJ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