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自身健康卫生颇为关注，但公共卫生成为社会焦点话题则为时较晚，主要出现于英美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启动城市化之后。西方史学界很多学者有志于公共卫生史研究，而且研究涵括面很广。起初他们聚焦于环境卫生话题，之后又着力强调现代医疗服务的作用，现在则更偏向于深化针对政治史的研究。在现代西方社会，对“公共卫生”的定义主要参考美国公共卫生学家温斯洛的理论：“一种用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心健康及通过集体化努力，最大程度地通过改良环境以提升卫生条件改善与健康促进机率的一门科学和艺术。此外，它还包括传染病的控制，个人卫生基本常识的引导性教育，主要针对疾病早期诊断与预防性措施而进行的医疗护理力量之配置，以及可确保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卫生保障的社会机器运转与演变。”后来，温斯洛又将精神卫生囊括其中。很多西方学者支持温斯洛的观点，认为现代公共卫生主要包含以上内容，如果说二者之间有所不同，则是针对具体卫生服务中的康复医学部分。不过，从概念的基本性质来看，即便加上精神卫生的内容，温斯洛的卫生概念也主要偏重于针对公共卫生的保障性特征，其医学性特征在当时并不明显。

　　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从历史学研究视角而言，健康和卫生史研究虽有不同，但仍然有共同的关注点，亦即人的身心健康的具体状态。不过，前者更为具象化，后者则涉及更为广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法律体系等对个体健康可能产生潜在影响的方面。两者有很多交叉，起步也很早。一般来说，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古已有之，而公共卫生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话题，则要追溯到工业化、城市化开启之后。现代学者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共卫生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要视角偏向于“环境卫生”，主要关注的是当时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卫生清洁状况改进、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促使公共卫生成为焦点话题，并使其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核心。随着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狂飙突进，英国工业污染与城市病日益突出，公共卫生状况恶劣不堪。为改变此状况、塑造清洁干净的日常生活环境，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倡导在政府主导下掀起激进的公共卫生改革，为所有市镇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缓解可能滋生疾病的环境污染状况。倡导卫生改革的人士秉持一心为民的忧患意识，认为只有进行较为彻底的卫生改革，才能保障民众生活环境的清洁适宜，并强调恶劣环境会滋生疾病，容易出现大规模疫情、损害国家利益、阻滞社会发展。

　　19世纪，英国卫生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他将公共卫生视为国家繁荣富强和民众幸福安康的先决条件，并提出“因病致贫”论。他深受功利主义影响，认为清洁的社会环境不仅可以消除疾病，而且能赈济贫困、提升道德。因此，他将卫生改革视为国家大计。在他的主导下，英国社会广泛聘用工程师，大规模筹建各类大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致力于做好劳动卫生与防疫部署。英国通过颁行各种法案，构筑下水道排水系统、抽水马桶等卫生基础设施，较为稳妥地处理了垃圾和污水，也有力保障了清洁供水和食品卫生安全，为英国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发生医学转向 

　　19世纪末，西方学界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焦点开始出现变化，由卫生清洁工程转向医学服务，这主要源于当时民众对疾病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此前，人们大都认为疾病是由“瘴气”等有毒物污染侵袭人体造成的，因而对周边生活环境极为重视，工业革命与紧随其后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到处都弥漫着有毒“瘴气”。在此背景下，卫生改革致力于消除“瘴气”、促进社会整体环境清洁的倡议受到普遍重视，在国家支持下全面推进。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巴斯德、科赫等人对细菌微生物研究的勃兴，人们对疾病诱因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认为“细菌”等微生物才是导致疾病苦痛的罪魁祸首。于是，以生物医学发展为基础的医疗服务取代了卫生改革运动所倡导的清洁城市规划，成为西方史学界研究的焦点话题。

　　随着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细菌学和医学的蓬勃发展，公共卫生史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对其医学特征的关注和重视，主要涵括了以下层面的内容：疫苗接种、医学宣教与监督、疾病预防及控制、各种流行病的防治等。不过，随着20世纪以后现代医学日益从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西方史学界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又超越了单纯的医学叙事，转而关注环境污染、失业压力等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滥用和城市环境污染风险、气候变化等宏观领域。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史研究提醒公民个体要警惕那些潜在危机，尽力规避多种类型的技术、核能、基因工程、气候变化等带来的健康和卫生威胁。

　　日益重视政治因素 

　　虽然西方医学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随着城市化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日益复杂和多元化，西方史学界对于公共卫生管理过程中的复杂面相更为关注，很多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视角出发，认为现代公共卫生主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医疗和保健服务。此外，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诸如肥胖、心血管疾病、许多类型的癌症等主要源于个人不自律，比如饮食不良、吸烟与缺乏锻炼等。这使得西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开始摆脱之前卫生改革层面的宏大叙事模式，转向致力于改变个人日常行为规范的微观叙事。随着医学界对于慢性病研究的深入，这种趋势愈益明显。

　　在现代西方公共卫生史研究日益偏重于个人行为范式、强调在传染病流行时期的个人隔离这一社会背景下，政府行为尤其是政策制定层面的政府指导意见和行政规范变得至关重要。由于个人行为具有随意性和自由性，在传染病流行时，尤其需要政府施加隔离、疫苗接种等各种规范性引导。另外，西方社会也普遍存在个人因为暴饮暴食、过度工作、体力透支、运动不足等情况而导致的健康卫生危机隐患。这使得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调研，对其不当之处进行宣传和引导，予以纠正纠偏。

　　由于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公共卫生史研究对政治史尤其是政府管理史和法律史的研究极为重视。毕竟，现代公共卫生安全虽有赖于城市清洁工程和医疗服务供给，但这些工程建设和医疗行动的落实仍需通过政府的律法决策和管理来贯彻执行。这样，当前的西方公共卫生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专门针对环境清洁与医疗服务的传统叙事，政治史已成为其焦点话题。在具体研究路径上，主要涵括两大方面：首先，在政策制定层面，致力于探究政府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制定出合理通用的公共卫生管理法案；其次，在政策实施层面，尝试探索政府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才能更好、更有效地规范和约束个体卫生行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