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在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往往是指从宋明理学向近代哲学转向的阶段。对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定位，无论是早期启蒙说还是后理学时代，指向的都是如何看待其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理气、情欲、格致、公私等理学语词被晚明学人进行了解构和重构，而“格物”之学的内涵转变尤为典型。一方面，因为“格物”是阳明心学反思程朱理学的哲学起点，随着晚明心学学风逐渐流于空疏，对“格物”的重新解释变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中，对“格物”的诠释也是重要的思想桥梁。

　　“格物穷理之学”兴起 

　　“格物”经宋明理学的论辩性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话题。在晚明欧洲西学传入之前，代表性解释就是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王阳明的正心诚意说，虽然两人对于心物关系的理解有差异，但基于《大学》中“格物”与“诚意”的文本关系，理学家格物功夫所指向的“理”都具有伦理性内涵。及至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后迫切需要与中国本土思想进行交流，而在与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失败后，儒学成为传教士与中国文化进行沟通的切入口，理学作为晚明儒学的主流，也就成为传教士既寻求理解和对话，又潜藏文化话语竞争的对象。

　　“格物”之学的中西会通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当时能够接触和学习西学的士大夫与传教士在交流中采取了适应性策略，借“格物穷理”说将西学儒学化，以化解儒学与西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格致之学的古典内涵与西学体现的科学精神进行会通。这一策略的结果就是，晚明以降产生了大量以“格致”命名的科学类书籍，如中国士大夫熊明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格致草》、陈元龙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编著的《空际格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译著的《坤舆格致》。《易·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格物穷理”就是借用此句的思想资源而对形而下之器（物）与形而上之道（理）二者关系的诠释，其所指向的“道器”关系是儒学与西学得以会通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晚明“格物穷理之学”的兴起正是中西文化会通的产物。

　　当然，细究起来，晚明“格物”之学的中西会通其实有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是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以西学补儒学，二是以方以智为代表的以儒学补西学。两条进路虽然都以格物来对话西学，但二者对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物”关系的理解与侧重各有不同。

　　以西学补儒学 

　　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会通的代表性人物，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是中国数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徐光启说“顾惟先生（指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这就是一种以“格物穷理”融汇西学的表达。“修身事天”指传教士的宗教哲学，“格物穷理”对应的是自然哲学，“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则具体指数学和天文历算，这是他认为西学更先进的地方。徐光启在学习和了解了西方数学和历法后，主张破除邵、蔡的河洛象数之学，他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批评中国的“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认为宋代以来的数学几近于荒废，原因就在于对宋明理学和象数易学的迷信，因而提出要“参西法而用之”。这一批评实质上就是针对“理”，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将传统的“格物穷理之学”从“虚理”和“神理”之中解救出来而指向实事之“物”。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明末的历算学为当时学术之新风气，清朝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趣，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明代中后期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技著作，这反映了传统学术从理学的“重道轻艺”转向了注重器物的技术科学，体现了对于“器”的重视。可见，在徐光启以西学补儒学的适应性策略中，更重视的是形而下的“物”，形而上之“理”其实是悬置或者缺失的。

　　以儒学补西学 

　　与此同时，另一些晚明学人面对西学的冲击时，希望通过改造传统易学来获得对形而上之“理”的保证，努力构建物之“理”的形上性，在肯定“物”世界的第一性时并未悬置对形上依据的探寻。方以智就是这一进路的代表。

　　方以智精通易学，研习西学，与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交游，他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西方自然哲学和科学的成果。与徐光启一样，方以智也重视“物”，著有《物理小识》一书，此书的《自序》中说耶稣会士是“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也就是说西学擅长质测之学而不善于通几之学。“质测通几”就是方以智改造传统象数易学而提出的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新格物说。

　　这种新格物说的质测之学，一方面吸收了西学重视“物”的实证精神，与宋代易学家邵雍等人的“立一理以穷物”有别，另一方面又与全面接受西方数学而批评象数易学的徐光启不同。方以智希望发扬传统象数易学中天人相通的哲学，认为格物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质测之学，更是对天地与人的身心性命深入关切的学问，所以他说“质测天地，格物之一端也”（《心学宗》），质测之学只是格物的一个方面。这种“格物”哲学成为晚明清初学者的思想主流，中国古代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著名的王锡阐、梅文鼎以及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等人，其历学和数学背后都有形而上之“道”作为依托。

　　正因为重视探寻“器”的形而上之“道”，方以智在肯定西学擅长质测之学的同时又指出其“质测犹未备也”。对西学的这一批评并不是要落入中西的优劣之争，而恰恰是要通过质测的方式指出西学计算的差错。他在《物理小识》中曾批评利玛窦“日径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之说有误，指出错误的原因是“皆因西学不一家，各以术取捷算，于理尚膜”，认为利玛窦等人的西学计算是明于“术”而漏于“理”，也就是只有对形而下器/物层面的探究，而缺乏对形而上之道/理的把握。为了解决日径问题，方以智还提出了“光肥影瘦”说，力图在道的层面补质测之学的不完备，从而形成道器不离、体用兼备的“格物穷理之学”。

　　晚明清初“格物”之学的中西会通，体现了在理学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双重作用下，传统学术从重本轻末的心性之学向注重实用的技术科学的转变。如何基于物自身的“理”而制定具体的“器”之用，是晚明以后士人的学术关切和时代任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明清初中西文化交流视阈下的易学研究”（23BZX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