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体”（сказ）是19世纪以来俄罗斯叙事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屠格涅夫的部分短篇小说即属于此列。作为俄语动词“说出”（сказать）的词根，сказ在《大俄汉词典》中的定义是“民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关于过去或当代的人物或事件的口头创作”，亦即所谓的口头“讲故事”，文学中的“故事体”则是对这些口头“讲故事”的模仿。

　　屠格涅夫在创作生涯早期有数篇“故事体”作品，如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县里的医生》《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三幅肖像》《一个犹太人》等。他的处女作、长诗《巴拉莎》也借鉴了“故事体”的写作手法，在其创作生涯中期和晚期，亦有一些带有“故事体”特征的作品。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拥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别具一格的匠心，主要表现在叙述层次和“讲故事的人”形象塑造两方面。

　　嵌套式的叙述层次 

　　在文学研究界，“小说如何叙述情节”一直为诸多学者津津乐道，以至于形成了“叙述学”这一专门的学问。在叙述学的视域下，故事体指的是“对各种日常口语叙述的模拟”（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而屠格涅夫“故事体”小说的叙述方法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与单纯用口头语言来“讲一个故事”的俄罗斯民间文学不同，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都是先描写叙述者“我”邂逅某个“讲故事的人”，随后再以故事讲述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这个故事。

　　赵毅衡将此类拥有彼此平行的叙述者的现象界定为叙述分层，每位叙述者占据一个叙述层次，而且上一个层次的人物是下一个层次的叙述者，有时叙述层次也会发生“跨层”式的交融（参见《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据此，屠格涅夫的此类小说往往包含两个叙述层次，一是小说叙述者“我”与故事讲述者的邂逅和交谈，二是故事讲述者的“故事”，后者嵌套在前者之中。在这一嵌套式的叙述模式中，不同叙述层次的话语形式与其在小说中的功能相勾连，它们之间也时常彼此交融，使小说更具审美性。

　　一方面，小说叙述者和故事讲述者分属的两个叙述层次的功能不同，二者的话语形式也有极大差别。小说叙述者所在的叙述层次行使的是用书面语进行文学描写的功能，而故事讲述者通常使用的是口语，目的在于尽可能简洁、生动地让小说中的听众明白故事的始末（参见王加兴《试析讲述体的语层结构》）。李懿认为，这是由“故事体”的体裁特征决定的：“故事体是由近似独白语结构的表述形态与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日常口语叙述共同支撑起来的，是一种组合形式的文体”（《俄国文学叙述样式：故事体研究》）。在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中，小说叙述者“我”通常是一位到俄罗斯乡下暂住的城里人，他使用的叙述语言是文学式的，《三幅肖像》和《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在这一点上都非常典型。

　　《三幅肖像》中受过良好教育、说话文绉绉的故事讲述者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在讲故事过程中从不向听众大段“倾倒”文学性的风景描写和其余与故事无关的细节，而只关注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事件的进展与结局，且多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短句。《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中讲故事的“哈姆雷特”也是如此，甚至他的讲述中常夹带有语气词，句子也常停顿和断裂，仿佛一个人正在面前说话，但他需要时不时停下来思考和问询。

　　另一方面，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的频繁互动，使运用两种迥异话语的叙述层次时常交融，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叙述层次的交融使小说情节更引人入胜。在《安德烈·科洛索夫》中，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的对话贯穿始终，它们常常穿插于故事的关键之处，使故事的听众和小说的读者被吊足了胃口。小说叙述者和朋友们围着火炉、目不转睛地催促故事讲述者快些告诉他们故事的进展，而叙述者的催促，仿佛也是读者的催促，他（她）急切地翻动书页，想要得知故事主人公的命运。

　　其次，不同叙述层次的交融也意味着不同话语形式的交融，这种“杂语”性质使“故事体”小说的真实感更强烈。在《安德烈·科洛索夫》中，“小个子”在讲故事时，故事的听众几次用拜伦的诗句打断和点评他的话，“小个子”也总是接着诗句的意涵继续他的讲述，只不过这个故事讲述人从不重复听众念出的诗句。在这里，小说叙述者等听众所在的叙述层次使用的是书面语言，故事讲述者的叙述层次使用的是口语体。前者用书面语言点评后者用口语体讲述的故事，用审美的、相对疏离的态度对待它，后者则用口语体改造或讥讽前者的书面语言。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长篇小说的话语》）。杂语体不仅限于长篇小说，但凡使用多种语体的小说，都拥有杂语性质，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即为典型例子。这种杂语体“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长篇小说的话语》）。屠格涅夫“故事体”小说中交织的不同叙述层次和语体，也是对现实生活中“讲故事”场景的生动再现。

　　“讲故事的人”的复杂形象 

　　衡量一篇小说是否富有艺术性的标准，除了叙述技巧，还有人物塑造。如果说高超的叙述技巧是小说这一“文字织物”的精巧针法，那么活灵活现的人物便是构成织物的坚韧纱线。与一般的“故事体”小说注重故事中的人物而忽略故事讲述者不同，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在两个彼此交融的叙述层次中勾勒出“讲故事的人”的复杂形象，或者说，屠格涅夫创作“故事体”小说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描绘散落民间、性格各异的“讲故事的人”。这些人物形象分别通过故事讲述者讲故事过程中的心理自述、作者对故事讲述者的行为描写和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

　　屠格涅夫笔下的故事讲述者在讲故事过程中，通常会穿插一定数量的心理自述。这些心理自述跃出了故事所在的叙述层次，向小说叙述者所在的叙述层次揭示了故事讲述者自己的真实形象。《安德烈·科洛索夫》的故事讲述者就是这样一个试图掩盖自己却终致失败的人物。这位故事讲述者也是参与他所讲的情感故事的主角之一。他暗恋的姑娘瓦丽娅被好友安德烈·科洛索夫抛弃，他本可以乘虚而入，却“高尚”地决定重新撮合他们二人。这段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自述和他刻意表现出的“高尚”的爱并不匹配，这也埋下了故事讲述者在与瓦丽娅缔结婚约后又无故将她抛弃的伏笔。作为一个自我意识过剩的人，他终究难以忍受瓦丽娅无法忘记安德烈的事实——他并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爱瓦丽娅，也没有那么高尚。

　　除了故事讲述者的心理自述，屠格涅夫也会对故事讲述者未诉诸言语的行为进行描写，这些行为描写同样超越了故事所在的叙述层次。它们虽十分简短，却与故事本身交相辉映，精准衬托出故事讲述者的性格。《县里的医生》中的故事讲述者是一名穷困医生，在小说叙述者眼中，这名医生对陌生病患的关怀和讲故事中的几次隐含丰富情感的停顿，明显展现出他虽贫困却热忱而真挚的品性。读者通过小说叙述者的眼睛，看到的是故事讲述者的医者仁心，同时，他对自己故事里那位患者姑娘又超出了医生对病人的感情，但他始终未曾逾矩，只在短短几个沉默的行为间流露出自己的情感。

　　故事讲述者的心理自述和作者对故事讲述者的行为描写，都是故事所在叙述层次向着小说叙述者所在叙述层次的“穿刺”，这同样体现在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的互动中，也参与塑造了“讲故事的人”的复杂形象。《县里的医生》结尾对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互动的处理，使这位高尚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增添了一重鲜活的市井气息。这位“讲故事的人”的形象，既拥有一般意义上的美德，也不失真实与可爱。而这种“圆形”人物形象，也正是由《县里的医生》等小说构成的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得以好评如潮的重要原因。

　　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以小说叙述者与故事讲述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或悲伤、或讽刺、或叹惋的生动故事，而其中独具匠心的叙述技巧和对“讲故事的人”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家在其创作生涯早期不断探索小说文体新写法、新方向的蓬勃生气。屠格涅夫创作全盛时期为人称道的高超艺术技巧，在这些“故事体”小说中已初显气象。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