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领域。就国际传播的学术体系构建来说，相关基础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对现有国际传播范式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国际宣传范式、现代化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结合我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二是对国际传播展开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推动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对话，以拓宽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野，从而打破“媒介中心主义”或“传播中心主义”的局限。

　　理解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的三重视角。国际传播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广阔的学术对话乃至会通的空间。从话语研究的观点来看，如果将这两个学科的诸理论视为两个话语场域，二者之间有着若干共同的节点，至少可以从信息流动、权力、文化三个节点理解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会通的理论逻辑。

　　从信息流动的视角来看，国际传播往往被理解为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国际传播的信息自由流通论认为，凡是信息都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自由流动，反对主权国家对媒介渠道和内容的跨国规制、审查和对跨国信息流动态势的宏观管控。其核心在于把信息看作一种普通的商品，应当不受限制地跨界流动并在全球市场上公开竞争，以便信息的拥有者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这样，该理论就为西方世界的媒介组织劝服发展中国家取消贸易壁垒，促进媒介产品的自由贸易作出了辩护、提供了合法性。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信息自由流通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倡导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合作和秩序，国际传播则成为这种国际体系的润滑剂。这种理想看起来很美好，但事实证明，西方国家主张的跨国信息流动和“自由循环”带来的却是世界传播格局的日益不均衡、不平等，它并没有消除第三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二元对立，反而扩大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权力对信息流通的干预，二者的博弈构成了国际传播中的基本矛盾与张力。

　　由此，我们需要引入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第二种视角，即权力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权力”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是由无休止的植根于人性中的权力斗争驱动的，国际政治的机制是由权力和利益关系来界定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产生，并促使国家来保证自己权力优势的最大化。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论述不够充分，需要从更微观的单位层次对权力的运作进行观察和分析。无论是哪种现实主义，都认为对抗性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际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博弈的工具。在国际传播视域中，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逻辑最接近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与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其理论思路应用到国际传播领域，包括经典的传媒依附理论、媒介帝国主义批判、传播的世界化理论等。近年来，媒介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延伸到数字媒介和平台领域，衍生出“数字帝国主义”“平台帝国主义”等观点。

　　理解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第三种视角，即文化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持文化视角的代表是建构主义学派。该学派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启发，把“观念”和“文化”看作影响国际政治的结构因素。权力不仅是一种施加权威的力量，而且与身份、兴趣、意义的生成相关联。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文化研究路径侧重于从文化或符号的视角看待跨国传播的权力关系及其中发生的跨国符号竞争和叙事博弈，解释全球传播的发展态势。文化研究的对象既包括具体的全球文化产品的生产、文本与接收分析，也包括对文化全球化现象进行整体阐释，形成文化冲突论、文化融合论与文化混杂论等不同观点。从文化混杂论的视角出发，一些学者主张更多地使用“转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超越之前普遍使用的“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强调不同文化相遇的混杂性、过程性、生成性和抗争性。

　　多元话语对新议题的阐释。通过对上述三个视角的探讨可以发现，国际传播的多种理论与国际关系三大学派之间具有内在的学理会通。由此，我们可以思考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与平台地缘政治研究的新议题。

　　首先，从信息流动的角度探讨全球数字平台的信息扩散与合作机制。现实中不均衡的信息流动加剧了信息跨境传播和主权管制之间的矛盾张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流动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使得各国不可能也不愿意将自身隔绝在信息流之外。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对信息技术的研发、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平台等提升硬件水平，以及通过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软实力，以提升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竞争力。在国际社会层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争取在国际传播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利益保障。同时，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发达国家对信息空间的冲击，积极参与国际传播活动，提升自身影响力。研究者可以探讨如何借助技术、制度、文化的提升，促使发展中国家增加自身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竞争力，以抵抗信息的单向流动，从而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双向或多向流动的良性环境。

　　其次，从权力的角度分析各国数字平台治理机制的差异与竞争。在权力视角下，国际传播是国家权力在信息领域相互影响的体现，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延伸，也是世界体系下政治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反映。主权国家间在信息产业发展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差异和权力博弈是信息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内容。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认为，美国、中国和欧盟已在数字领域形成不同的监管模式，分别是美国的“市场驱动模式”、欧洲的“权利驱动模式”和中国的“国家驱动模式”。这种研究发现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对于中国模式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理应突破意识形态对抗的迷雾，客观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数字平台治理机制的历史形成过程、独特性与共通性，为探索全球数字平台权力与治理的概念体系与比较分析框架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全球数字平台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在文化视角中，国际传播是跨国主体的文化建构，是文化的沟通、冲突与融合。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用户可以作为“第三文化人”，直面并超越国族文化差异进行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平台内容生产与传播。与此同时，以 Tik Tok、起点国际、米哈游等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媒体平台，通过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手段淡化意识形态印记和价值观冲突，打破既往国际传播中根深蒂固的“全球/本土”“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的类别区隔和认知定式，提供多文化和多语种平台产品，构筑起具有“转文化”特色的平台和产品矩阵。这种具有文化杂糅性质的“共同文化”生产，可以激发平台用户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为数字平台文化共同体建构提供丰富的研究议题。

　　（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