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隐逸传》称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随着《五柳先生传》的广泛流传，此文渐被当作陶渊明的自传，五柳先生开始与陶渊明等同起来：如庾肩吾《谢东宫赐宅启》“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认为陶渊明住宅旁种有五棵柳树；又如《直斋书录解题》“渊明字元亮，大司马侃曾孙，自号五柳先生”，认为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部分学者反对《五柳先生传》为陶渊明自传的传统观点，惟五柳先生究竟是谁？诸家颇有分歧。

　　王振泰《〈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自况”“实录”说质疑》认为五柳先生指陶渊明的父亲。陶父生平事迹不详，史传只字未言，仅《命子》诗里提到“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寘兹愠喜”。陶渊明为父作传，称之曰五柳先生，且云“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未免匪夷所思。

　　《饮酒》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李长之《陶渊明传论》提出此诗与《五柳先生传》属姊妹篇，“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即“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有时不肯言”即“闲静少言”。川合康三、吴国富、李剑锋、于溯等国内外学者指出《五柳先生传》大量袭用《汉书·扬雄传》的记述，范子烨《“五柳先生”是谁》进一步申论，认为《五柳先生传》“是汉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的传记，该传的传主是扬雄，而不是陶渊明”。此说近年来颇为学界采纳，徐国荣《“五柳先生”人物原型及精神风致之渊源探论》、邵明珍《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等文，皆主张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扬雄。但扬雄姓字、籍贯清晰明了，且与“五柳”无直接关系；《五柳先生传》与《汉书·扬雄传》虽多重合之处，亦存在不少细节差异，如“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等话语，便无法在扬雄身上找到对应的记载。

　　纵观《五柳先生传》的阐释历史，或将其当作陶渊明的自传，或认为其以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总之，五柳先生不是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实有其人。

　　《咏贫士》其四“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云：“意谓自黔娄以来将近千年矣，而未复见黔娄之辈也。”《五柳先生传》明确将五柳先生归为黔娄的同俦，与前诗矛盾，可证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这种类似五柳先生的人物形象，陶渊明诗文中尚有不少。

　　《拟古》其五“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簷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和五柳先生一样，诗中的东方一士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衣食匮乏，生活艰苦，而泰然自若。唯一的区别是，五柳先生嗜酒，东方一士擅琴。苏轼《和东方有一士》篇末自注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却说：“此东方之士乃设为理想中人，非固定指某人，亦非自指。”

　　《饮酒》其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将此兀傲长独醉的“一士”与东方一士结合，便几乎等同于五柳先生。

　　《咏贫士》其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张仲蔚隐身不仕，穷居陋巷，息交绝游，赋诗自娱，其人其行也很接近五柳先生。

　　如果跳出《五柳先生传》的语汇渊源，就“柳”“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嗜酒”“家贫”“酣觞赋诗”等标志性要素立论，嵇康同样具备五柳先生的众多特征。据《晋书·嵇康传·向秀传》、张骘《文士传》：嵇康恬静寡欲，博览该通，反对注疏之学，认为向秀注解《庄子》是“妨人作乐尔”；宅中有一茂柳树，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叙述“石户之农”“伯成子高”“荣启期”“长沮、桀溺”等人事迹，均曰“不知何许人也”。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两处提及嵇康《高士传》，《杂诗》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诗中描绘的理想生活场景，与嵇康“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高度一致。

　　综上，与其说五柳先生是以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毋宁说是某类群体的缩影，该群体主要指不慕荣利的隐士、任真自得的高士、固穷守节的贫士，黔娄、扬雄、张仲蔚、嵇康、陶渊明皆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因此，他们身上有许多和五柳先生、东方一士相同之处。

　　如《宋书·隐逸传》所论，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自况。由于生活境遇、兴趣爱好、人生追求、精神品格高度相似，后世逐渐将二者等同，于是陶宅旁有了五棵柳树，陶渊明也多了个五柳先生的雅号。但陶渊明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面对生命的迁逝、生活的困顿、亲友的离世，并不能像五柳先生那般“晏如也”，常有牢骚愁苦之言。如《悲从弟仲德》“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杂诗》其二“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咏贫士》其一“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反复诉说自己的饥寒、孤独，悲字多次出现。《感士不遇赋》更是连续使用了“慨然惆怅”“悲夫”“悼”“悲”“泪淋浪”“伤”“苦辛”“悲泣”等词语。

　　杜甫指出陶渊明虽然避世隐居，但“未必能达道”，原因是诗文中颇流露人生枯槁的遗恨。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均敏锐地注意到陶渊明及其作品中慷慨悲凉的一面。相较于理想化、符号化的五柳先生，“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才是陶渊明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五柳先生传》只凸显了陶渊明“道胜无戚颜”的一面，现实的陶渊明常处于“贫富常交战”的矛盾挣扎之中，也曾动摇怀疑，终究隐居不仕，体现了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恰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所云：“（陶公）端居自励，亦深以怀疑改辙为警，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曰：‘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曰：‘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概之，将《五柳先生传》当作陶渊明自传的观点，过分强调了陶渊明安贫乐道、诗酒旷达、隐居闲适的属性，相对淡化了他感时忧世、寄慨遥深、孤独寂寞的面向。如此，陶渊明多了份飘逸，少了份厚重，原本复杂的人物形象变得扁平化。另外，将五柳先生的原型凿实为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观点，忽略了前者身上折射的群体精神品格、艺术虚构色彩，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象征、广阔阐释空间也因此流于单一化。

　　（作者：贺伟，系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