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也被称为后人文主义，发轫于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近年来越发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人文主义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以此搭建出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成为现代文明的主干思想框架。后人类主义则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了解构，试图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等关于人的神话，并建构起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伦理主张，对当代乃至未来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存在、思考自身意义与价值、审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后人类主义思想具有两个明显的维度——解构性维度和重构性维度。这两个维度一起定义了后人类主义之“后”。

　　后人类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被广泛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具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有时非但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反而可能使世界陷入重重危机。同时，随着技术及其应用不断渗透进人们的身体和意识，有些人已然生活在技术的宰制之下，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裹挟其中。这两个方面的境况，给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自身的新问题，促使人们反思自己在世界中应处的地位以及自身的能力、智慧和缺陷所在。在这种背景下，后人类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又从控制论、系统论、生物伦理学等领域汲取营养，以此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了解构。

　　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的概念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人为建构，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基础。后人类主义者援引福柯对人的概念的考古学分析：并没有普遍的人性或是先验性的人之本质来定义人的存在，人起源于历史性的话语建构。人的建构伴随着对诸多人类及非人类他者的压制，通过对差异性的排斥确立了人之同一性。此外，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同样被认为是毫无根基的人为建构之物。后人类主义者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对笛卡尔的论断“我思故我在”进行了解构性颠覆。笛卡尔认为，人拥有能够评判优劣、明辨是非的理性，人类思想之理性超出了身体的动物性，使人成为人。贝德明顿指出，根据这一逻辑，如果有一天真的有机器能够发展出足够强大的认知能力来处理一切可能性，那么人与机器的界限就不复存在（甚至笛卡尔本身也有这样的预言）。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笛卡尔从一位人文主义者吊诡地转向了后人类主义者，因为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意识和思维不过是对复杂、不可预知的外界刺激的反映，同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后人类主义旨在破除由传统人文主义滋生出的人类中心主义等关于人的神话。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其他非人类存在之上，使人类的自信心和征服欲极度膨胀。后人类主义通过解构人的神话，把人类重新拉回自然界的平面上，通过动物研究批判人类的物种歧视。甚至有些后人类主义者试图打破生命同非生命物质的二元对立，把人类同非生命物体置于同等地位，强调人类的物质构成性。后人类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拒斥，构成了其解构性维度。可以说，后人类主义正是通过挑战人文主义的固有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的权威等级秩序来设定自己的批评基调，从而打开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后人类主义在对人文主义进行解构和批判的同时，也强调如何重构对人之存在的认知，并提出了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伦理主张。后人类主义的重构性维度，主要在于用一种新型人类主体性取代了人文主义对于人之主体性的界定，从而重构了人的存在状态、意义和价值取向。

　　首先，后人类主义主张人类主体的杂糅性，认为人是各种物质和信息杂糅和交换的产物。这方面最为著名的观点要数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一书中对于赛博格的讨论。根据哈拉维的设想，赛博格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是一种介于人与机器之间的阈限存在，既是人又是机器，同时既非人也非机器。因此，赛博格得以打破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实体之间的种类界限，成为一种超越性别、种族等的存在。哈拉维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可能被日益建构成无法辨清边界的赛博格。哈拉维认为，赛博格蕴含了解放性的力量，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能够超越现代性所制造的各种二元对立的混合主体。杂糅意味着多元性和异质性，它内在地同任何中心、权威和等级相抵触，指向一种承认差异、开放包容的伦理精神。

　　其次，后人类主义认为人与人、与其他物种甚至非生命物质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强调人类主体同环境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对人类主体的自主性和自生性的认知，主张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指出，认知科学等新兴科学使人们认识到，人文主义所想象的拥有自由意志的自主性主体可能从未存在过。她认为，人类主体无时无刻不在同多种异质的物质、信息实体进行互动，共同构成一个分布式系统来应对不可预知的偶发性世界。她借用塞尔（John Rogers Searle）的“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阐释这种分布式系统。塞尔假设，一个只会英文的人在一个除门上有一个小窗口外其他地方都封闭的房间内（房间外边无法看到房间内部的情况），可以使用一本翻译手册把从小窗口塞进来的中文纸片翻译出来并用中文回复。那么，这个人是否理解中文？塞尔想借此思想实验指出，正如屋内的人无法通过手册真正理解中文一般，机器也无法通过程序实现真正的智能——人工智能无法真正像人一样思考。海尔斯则把该思想实验中包括人、手册、房间在内的整个“中文房间”看作一个懂中文的分布式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手册、房间共同完成了中文认知的功能。而当代人类便生活在类似的功能系统之内：不了解汽车的点火系统的人也可以开车；不懂微波炉芯片怎样控制温度的人也能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等等。海尔斯指出，人类一直以来都处于这样一种共生性系统中，因而现代社会中智能机器的兴起并不会威胁人的权利和责任——人机合作只是延续和推进了千百年来人同外在环境的共生性关系而已。

　　最后，后人类主义把主体看作一种动态生成、与外在共同进化的过程。后人类主义破除了人与动物和其他非生命物体之间的本体界限，把主体的生成视为一个动态、持续展开的过程。其中，人与外在环境一起不断调整、演进，以更加适应世界的繁复变迁。沃尔夫（Cary Wolfe）援引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指出，人不存在固定的本质，应该把人类看成一种未知的X形态。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虚拟态，永远保持着无限的内在复杂性和未完成性，其唯一的恒定性在于作为动态、复杂世界的一个子集一直在和外在相互作用、共同演进。海尔斯曾讨论过当代数字媒体同人类思维之间的相互塑造和共同演化。在传统纸质媒介时代，人们的阅读模式是细读。但进入数字时代，人们开始习惯于超文本阅读。在超文本阅读背后，是人类思维进化出的新型认知模式。同时，人类新的思维和认知习惯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交媒体、音乐和视频分享网站等数字媒体的变化。这种数字媒介同人类之间的相互改变作用，是人类主体与外在共同进化的例证。

　　杂糅性、与外在环境的共生性和共同进化性，是后人类主义对于人类主体的新认知。通过对这些主体特点的阐释，后人类主义完成了对新型人类主体的重构。后人类主义对于人的重构，不仅刷新了人们对于人类主体性的认知，更有着积极的伦理意义——这种认知呼唤着一种对生命更加包容的定义以及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责任。归根到底，后人类主义还是要告诉人们如何生存，如何负责任地同其他物种和环境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