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考古”是中国考古学断代考古的组成部分，高校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体系中也有专门的“战国秦汉考古”课程。关于这一考古分支命名和课程来源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设考古专业的北京大学有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高等教育按照苏联模式实施“专才教育”，进行行业归口的专业教学制度和课程设置，作为文理综合大学的北京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建立各学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先生受委派来北京大学，与向达先生在历史学系下筹办考古专业，苏先生出任考古专业主任并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按照最初的教学计划，考古学专业主要开设课程——“考古学通论”“考古方法”“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由郭宝钧、苏秉琦、宿白三位先生共同讲授，苏先生讲授“秦汉考古”部分，此时的“战国时期”尚归在“商周考古”部分。1956年“中国历史考古学”分成“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三门独立课程，据北京大学主编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可知，此时的“战国时期”内容已经从“商周考古”转入“秦汉考古”，但课程仍称作“秦汉考古”。1958年，已经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的尹达先生受邀到北京大学作报告，他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考古专业师生响应提出撰写《中国考古学》教材的任务，计划包括六个部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南北朝至宋元时期、资产阶级学术批判。战国秦汉部分作为第四编，参与编写的成员有苏秉琦、祝广祺、高广仁、王鸿玲、高建民、杨式挺、俞伟超、徐光冀、马耀炘等多位师生。1960年北京大学铅印的《中国考古学》教材第四编已直接命名为“战国秦汉考古”。

　　1953年至1965年的十余年时间，“秦汉考古”（后改为“战国秦汉考古”）课程一直主要由苏秉琦先生讲授（1962年至1964年俞伟超先生参加讲授），“战国秦汉考古”课程的目录和内容设计均由苏先生亲自指导和参与。苏秉琦先生在其1959年手写的该课程讲义中说战国秦汉是相对独立的。将战国与秦汉合并有一定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当时流行的“封建论”和“铁器时代”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流行的年代，受到苏联的影响，当时“商周考古”也被叫作“奴隶制时代考古”，“秦汉考古”也叫“铁器时代考古”，春秋战国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当时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意见被学界广泛推崇，他在著作《奴隶制时代》（1952年）、《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1959年）中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强调战国已拉开了封建制时代的序幕。1955年第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考古学》油印教材“秦汉考古”课序论“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一节强调“中国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的开始约在春秋战国之间。”这也是基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铁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认识，尤其是辉县固围村、邯郸齐村、长沙识字岭战国墓葬出土的铁农具和兵器，金相检测显示它们均使用块炼法冶炼，表明在大规模使用冶铁器更早的“春秋战国之交还处于铁器时代的最初阶段”，铁器的使用对春秋战国间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变革。

　　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60版《中国考古学》战国秦汉考古部分

　　无论是苏秉琦先生个人的课程讲义还是组织撰写的教材，有关“战国秦汉考古”的观点和意见是一致的。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教材于1970年至1974年重新修订作为内部试用讲义，在1970年代随着多所高校陆续创办考古学专业后被拿来翻印参考教学，影响至全国。

　　梳理我国早期发掘及整理出版的考古材料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山彪镇与琉璃阁》《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洛阳烧沟汉墓》等），我国许多考古学的经典理论和课题在这一时段的考古成果中被实践确立。如苏秉琦先生在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西周、战国、秦汉的陶鬲的研究中引入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先史考古方法论》（1937年滕固翻译版本）关于器物类型学的方法，结合墓葬形制进行了文化分期，这一方法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墓葬整理中继续实行，他通过考察随葬陶器组合，在层位基础上对260座东周墓葬进行了分期；而对长沙郊区战国至秦汉145座墓葬的整理开创了考古材料研究古代丧葬制度的先河，陈公柔先生主要根据这批材料，通过梳理《仪礼》等古代文献撰写了《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而郭宝钧先生编写《山彪镇与琉璃阁》时首次提出“列鼎”的问题……

　　纵观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课程讲义的目录和内容，苏秉琦先生对于战国秦汉考古课程的主要贡献在于规划设计了课程大纲体例、强调考古材料年代和分期、用类型学的方法处理材料、注重文化分区，这些理念和方法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发展，而背后的思考也正是苏先生工作实践的结果，正如他抗战时期避居昆明整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时最直接的疑问——“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使我感到困惑难解的是，这批墓葬材料如何分期断代？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如何？这些遗迹遗物现象背后的史实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念和方法建立的又一个起点。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