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历史，其中 的商贸交往更是十分频繁，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汉代中国的贸易以丝绸为主，于是将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命 名为“丝绸之路”。河北作为东北亚古丝路的一部分，这里的人们很早就有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 使用丝织品的历史。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陆续发现了一些与桑蚕生产和丝织品使用有 关的文物，笔者将这些考古成果进行了简单梳理，以便为东北亚古丝路的研究尽些绵薄之力。

　　一、蛹出的文明曙光

　　1980年河北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两枚陶蚕蛹，长2厘米，宽0.8厘米，距今5400年左右。陶蚕的色泽近黄灰色。一些昆虫专家在参考了家蚕和野蚕蛹的外观色泽等分析认为史前匠人非常熟悉蚕蛹，是参照真实蚕蛹制作的。类似的陶蚕蛹在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晚期地层中也有所发现。1971-1974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中发现一件。

　　南杨庄陶蚕蛹

　　目前关于史前家蚕丝绸的发现有多处，包括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5600年前的半个蚕茧。1958年浙江湖州八里店镇钱山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4300年前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1983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瓮棺葬中出土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丝绸残痕。近期，还有科研团队通过酶联免疫检测技术，对荥阳汪沟遗址瓮棺内提取的碳化织物进行鉴定，确认其与青台遗址出土的织物属同类、同时期。由此可见，中国的家蚕驯化养殖，也不是一元论，也存在多个区域，不同地点。

　　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瓮棺（左）河南淅川下王岗陶蚕蛹（右）

　　二、商代丝绸

　　历史记载，商代的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将 蚕桑与谷物生产并重。《史记?殷本纪》载：“桑谷共生于朝……”桑谷共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祥瑞。

　　藁城铜觚电子显微镜拍摄的蚕丝纤维纵面/丝织物残迹

　　20世纪70年代河北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处商代遗址，找到了商代丝绸的遗迹。藁城台西遗址是我国北方大型商代遗址之一。在先后的两次发掘中，出土大量青铜器，尤其是在青铜器表面附有大量丝织品。如铜戈的援 部，铜爵的流、腹、足部，铜觚周身、圈足和器口内，铜斝腹部，有的是覆盖在器物上，有的则是缠裹于器物外。大都与铜锈黏结在一起。经显微切片技术对一件铜觚上的纤维痕迹断面观察，清楚地看到丝胶包伏下的两个吐丝孔，形状和蚕丝的 钝三角形接近，因此，推断铜觚上的纤维是蚕丝纤维。并辨认出包括平纹的“纨”、平纹纱、纱罗、 平纹绉丝当织物的“縠”等五种规格的丝织物。台西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河北一带的方国贵族曾大量使用丝织品。

　　商时期，中原就向韩国和日本传播丝绸，河北是中原通往韩国和日本的重要通道之一，出土大量的丝织品使用情况印证了这一事实。

　　三、汉服锦衣

　　冀中平原的定州历史悠久，战国时中山武公曾定都于此。汉景帝时又将其子刘胜封于此地为中山王，前后两汉世袭300余年，至今定州市周围有大量的汉代中山王及家族墓。

　　1968年，在保定满城发掘到第一个汉中山王刘胜的墓，在墓棺内和铁甲、玉衣内发现丝织品残片。多数为平纹的绢类，少数为纹罗、彩锦、刺绣等高级织物。其中玉衣下发现的细绢属于衾褥之类。经研究认为可能是当时一种组织紧密，光滑细薄的织物“冰纨”。

　　刘胜墓纹罗、刘胜墓缣

　　同时在玉衣的左裤筒内，发现了双丝平纹织物残片，它质地细薄、平整，略具生丝织物透明感，表面清洁，文献上称为“并丝而织”的缣，其坚密者宜制囊袋，传说可以盛水。在纸没有发明前，常用来书写文字。另外还发现了提花纹罗（纱罗织物）残片、重经起圈织物类的起圈菱纹锦以及经编物类的用丝缕编制的窄幅织物痕迹，该织物作网状组织，拉伸时网眼能变成棱形。称谓“组”带。

　　窦绾墓织锦及其示意图

　　刘胜的夫人窦绾墓也发现大量丝织品，除有平纹织物，还有重经织物中的织锦。刺绣织物除发现包裹有八件铁刀的刺绣织物外，在棺内铜枕上(兽头除外)也找到了表面是绢地锁绣残片，呈灰棕色，花纹用丝较粗，针脚工整，成大单位拉花型格局。绢下有灰绿色绒状物，为所衬的丝绵。枕体上还有一件絮了丝锦的锈花枕套。另外的刺绣是压在铜枕底部，保存了一片面积较大的绣花绢，残长约18厘米、宽8厘米，外观栗壳色。绢地上的锁绣花纹绮丽清秀，作风与枕套绣工不同。花纹由于织物褶皱严重，部分被掩蔽。单位纹样似由某种植物变化而来，具有旋转运动感，外廊呈鳞片形，长约10.5厘米、宽约9厘米，按菱形格组织排列，构成面饰，呈现出富丽绚烂的装饰效果。

　　定州地宫鎏金铜蚕（左）

　　47号汉墓铜蚕（右）

　　满城汉墓这些丝织物是否非当地生产，不得而知，但定州出土的一些有关蚕的文物或许说明一些问题。1967年，定州第47号汉墓出土了一件铜蚕，体长9厘米，体积较大，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腹部8对足均完整，蚕型做吐丝状。蚕的体态刻画较为写实。无独有偶，两年后，定州博物馆发掘了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所建静志寺塔基，清理出了金、银、及丝织品700余件。出土两件鎏金铜蚕。鎏金多脱落，但蚕体饱满，头、胸、腹三部分刻画精致，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背面的尾角凸出。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头部器官刻画精细。此物应是汉代器物，是宋人后期迁葬地宫时放入做供养之用的。

　　这些汉代铜蚕表明当时的定州应该有养蚕的习俗，对研究河北蚕桑养殖、丝织物生产，汉代丝织品交流意义重大。

　　四、绫绸重镇、缂丝之乡

　　据记载，北齐太府寺中尚方署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紬绫局，定州显然是北齐生产绫绸的重镇。到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定州土贡八种丝织品,其中绫有六种之多,张鷟《朝野佥载》记：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宿白先生认为当时定州民间织绫之盛和大批输出境外有密切关系。

　　定州自汉至隋唐或为一个桑蚕生产丝织重镇。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后来定州的缂丝技术的大发展。在新疆楼兰古城汉代遗址中曾出土过中西(域)混合风格缂丝毛织品。马王堆汉墓也出土了缂丝毛织物，1973年，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出土了一件公元7世纪缂丝腰带，被称为最早的缂丝实物。所以至少在汉魏时期，已有缂丝产品。

　　《中国丝绸通史》和《中国丝绸文化史》论述：“缂丝技法由北方新疆缂毛而至定州缂丝，再由定州而至内地，逐渐为内地所接受。”缂丝从隋末唐初开始在定州发展，到宋代定州的缂丝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人朱启钤撰《丝绣笔记》认定：“宋缂丝出于定州”。因此，宋代出现了缂丝艺术的代表人物，定州孟庄人沈子蕃。沈氏在北宋灭亡后离开定州落户江苏吴郡（苏州），开始了南方缂丝。目前发现有落款的作品五件，分别著录于《石渠宝笈》和《石渠宝笈重编》，其中的《秋山诗意立轴》、《梅花寒雀图》、《青山碧水图》，收藏在北京故宫。另两件《缂丝山水轴》、《缂丝桃花双鸟立轴》在台北故宫。

　　梅花寒鹊图局部

　　沈子蕃的缂丝《梅花寒鹊图》为其代表作品之一。用五彩线织枯干老梅一树，下织竹叶，树上栖双鹊，右下方织“子蕃制”“沈氏”小印一方。天头处有乾隆题“乐意生香”。画面上钤有“乾降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石渠宝笈”、“乾隆鉴藏宝”、“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宜子孙”等十几方印记，可知作品在清皇室藏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并钤有收传印记“果亲王府图书记“、“吴舜升印”、“康文氏书画记”、“子孙世保”、“焦林梁氏书画之印”等印，表明该画收藏有序。《青山碧水图》为其杰出代表作品之一。以宋人院体山水画为粉本进行摹缂。运用了平缂、构缂、长短戗和子母经等技法，右下方织有“子蕃制”下“沈孳”白文小印，左右下角共压印四枚“戴植培之鉴赏”、“黄明四代家藏”、“张爰”、“张大千”。

　　青绿山水图

　　当然，此时的定州不止有缂丝，其它丝织物也相当发达。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大量丝织品，保存下来的残片有绫、罗、绢等，由于是供奉舍利，特别多加了刺绣和印金等高级技艺。出土的一件晚唐时期的紫罗地花卉纹绣，长58厘米,宽58厘米，背衬紫绢，上用平绣针法、五色丝线绣出写生花卉，原件可能是一件方形的包袱用于包裹别的器物入藏地宫，已经残缺不全。所以北宋时期，定州的丝织技术领先全国。

　　定州地宫紫萝地花卉纹绣、定州地宫紫萝地花卉纹绣残样

　　五、元代遗丝

　　1999年隆化县“鸽子洞”共发现元代文物67件（丝织绣品46件）。其中的“褐地鸾凤串枝牡丹莲花纹锦被面”，长226厘米，宽160厘米，织造工艺精湛，提花规整色彩搭配别致，鲜亮艳丽，是目前发现的尺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元代织锦。绣品的纹样题材，工艺技巧、形式风格与宋代的民间刺绣一脉相承，是汉与蒙古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

　　隆化鸽子洞窖藏位置示意

　　六、后宫遗珍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高品级的丝织品皇家用量很大。在清东陵就保存有不少清代的丝织品，慈禧墓随葬了精美的丝织物，1928年，孙殿英盗墓并未取走这些丝织品，1979年发掘慈禧陵地宫时清理出部分丝织物品。

　　慈禧缂丝经被为宗教用品，相传将它覆盖在死者身上,可以令死者得到超度。死者身上覆盖经被起源于元代。经被本是清代皇家的丧葬用品，清朝灭亡之后民间也可应用。本件经被用于覆盖慈禧太后尸身。长290厘米，宽275厘米，四重边中心为佛塔，锻地织捻金的图文，上有汉字楷书篆体，共250多字。经被的色彩为棕黄色，依宫中制度当初应为明黄色。原缀有820颗珍珠已遗失，织物产地为江宁(南京)织造。此件的织金经被，大大超过了习惯的做法，其用料之精，幅面之大，工艺之善，图文之美，都是罕见的。清代的皇家御用经被一般为陀罗尼经，而慈禧经被上有两种经文，佛教密宗的陀罗尼经和道教的玉皇经，为首次发现。

　　河北出土的与丝织品有关的文物，未必能证明为当地生产，但陶蚕蛹和铜蚕蛹等文物可以证明与当时的桑蚕养殖有关。同时，大量丝织品及其残痕的发现基本可以认定当时的河北先民是这些物品的重要使用者，当然这些丝织品大都出于贵族和王侯墓，不一定是商品和贸易的产物， 有些可能是赏赐品等，但其与商贸的关系仍有待商榷。

　　结合历史记载，商代与朝日的丝绸贸易以及北齐时期定州紬绫局、唐代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及宋代定州缂丝等，河北古代不但大量使用丝织品，或许也是重要的生产地，同时作为东北亚丝路的贸易通道，全国各地的丝绸商品也会通过这里，所以，河北在东北亚古丝路的贸易交往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