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陈雅静）4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新论》新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杜心蕾主持，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和研讨。

新书发布会及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 陈雅静/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表示，存续了三千年的大一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沿着国家演进的历史脉络出发，一种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关于欧洲社会史的叙述，另一种则是吕思勉和钱穆讨论的政治史。在社会史中，约16世纪的欧洲战争使得民族国家开始普遍出现；而在政治史中，中国的大一统制度雏形始于周，定型于秦汉，且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军功制、官僚制及郡县制的制度体系。大一统在三个层次上具有历史延续性：一是政治观念作为核心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二是国家形态，统一还是分散对后续形成的国家形态是大一统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有很强的延续性；三是政体层面，是代议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中外历史都给予我们很多深刻的启示，而我们需要探讨的则是中国政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历史延续性为何如此持久的内在逻辑。 

　　 本书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汪仕凯谈到，新书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中国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形式同大一统联系起来。具体论之，政治中央集权是对中国现代国家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形式的理论抽象，政治中央集权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同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存在着相似性。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政治中央集权是大一统的实质内容，中国古代国家的深层结构是政治中央集权，而中国现代国家的深层结构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中央集权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运用民主集中制重构了能够同现代政治相契合的新政治中央集权。政治中央集权从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形式上决定着中国从西周到当代都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国家因政治中央集权的旧与新，故而存在古代大一统国家与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区分。当代中国是现代国家的新类型，即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大一统国家。 

　　本书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史桢菁从学术出版的专业视角探讨了出版界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确立学术主体性，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传统，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理论。例如书的封面采用青铜器铭文中“中国”字样，直观体现了中国政治学扎根于自身文明的学术立场和历史自觉。此外，她介绍了出版从知识传播到知识生产的转型路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原创性理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跃进提出，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的第二次范式转换，即从早期的“启蒙与批判”转向“经验解释”，并正由“经验解释”迈向“正当性论证”，并将本书定位于后一阶段。针对现代中国国家属性的讨论，景跃进认为“新型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破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标准，但该书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大一统”引进国家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新型”的内涵。他提炼出书中三组核心概念：现代大一统国家与古代大一统国家回应了古今之变，强调人民主权的确立是建立大一统现代转化的关键；现代大一统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此回应中西之别，明确了中国国家形态的独特逻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政治中央集权”与“行政中央集权”则用以剖析近代中国不同政权国家建设成败的深层原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从历史学者的视角对本书的核心观点进行了讨论。传统历史学在讨论现代国家建构时，往往倾向于从功能性与技术性的角度切入，而该书使用“大观念与大结构”相交织的分析框架超越了这一局限。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拥有的高效组织体系，更要认识到观念也对政治形式产生的巨大作用，这都体现了当今中国现代国家所呈现出的深厚历史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一统”作为一种固定、恒定的政治模式在其他历史时段、在其他地域上一定发生。人类永远都在路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继续在路上前行，继续观察时代和世界的选择，对于未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保持开放，拥抱任何可能才能更深刻理解我们的国家、历史与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肯定了本书首次使用大一统概念作为书名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标志性意义。近年来，学界开始摆脱依附性的学术评价，重新将大一统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鲜明特性予以正面阐释。应当用怎样的方法研究政治大一统或大一统秩序？姚中秋认为，结构分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实践维度，这是讨论大一统的能动性力量源泉。古代大一统体制本身是脆弱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熵增”定律，社会权力的自然演化方向是向下的封建化与碎片化，士大夫群体是加强大一统的因素，也可能成为摧毁大一统的因素。与其说大一统是既定的秩序或结构，不如关注其作为持续的政治斗争实践过程。因而在当代大一统理论构建中，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具有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以此揭示大一统体制维系的根本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首先肯定了本书展现的宏大学术视野，聚焦于政治学古今中西学术研究交汇的核心区域。该书使用政治集中或政治中央集权的概念，通过制度体系的视角，阐释了如何进行政治主体联盟，并将民族共同体与现代主权国家有效结合的问题，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革命与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主权国家勾连在一起。在谈及大一统时，统合的概念可以将价值系统、制度体系与政治主体之间的多向度融合，集权概念可以作为“统合”制度化的主导性原则，然而，若单单只讲“政治中央集权”则难以概括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传统中“统与散”、“集与分”的复杂辩证智慧。因而，是否采取更审慎的态度对于大一统的内涵进行均衡的把握，如何避免片面的主导性概念取代具有辩证性张力的机制或许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欢讨论了两个中心性问题。一是“合久必分”的挑战；二是分久必合的秩序重建逻辑。李欢认为，大一统不仅局限于政治集权的概念，更表明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连接状态，蕴含了共同体的内在连接机制。因而大一统的核心问题即中国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如何团结的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冯育林认为，从边疆的历史结构看，中国古代大一统内蕴着多重体系，中央王朝构建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天下体系，边疆地区的族裔土酋亦建构了一套自我中心的微观体系，从而在宏观上形成一种嵌套式的、多元共存的传统大一统国家形态。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建构完成，并不局限于中央政权的宣告，而是国家权力机制向边疆地区的实质性抵达。

　　杨光斌在会议总结中鼓励从事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怀有学科自信。从方法论上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仅有求同还有求异，中华文明以人为导向，其建立的政治秩序回应人的共同需求，如和平、平等、公正、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具备普遍性意义。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从初阶的事实与历史描述走向深度概念化。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下，中国政治学如何提炼出自主知识概念，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本次研讨会的核心关切，也是历史政治学在当下承担的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