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理查德·萨克瓦，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 者：丁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关 键 词：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大国政治/俄罗斯外交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Order/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Great Power Politics/Russian Diplomacy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基础上建立的两极体系，确认了当时的权力均衡格局。虽然“代理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但是两极体系在这个格局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子体系，确定了欧洲核心地区的势力范围。在此之后，二战后的安排中形成了一组“游戏规则”，为欧洲超过一代人带来了某种形式的和平。这个秩序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重新为欧洲国家体系引入了主权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1975年8月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中得到确认，而其中关于人权的“第三条款”(Third Basket)开启了超越体系的进程。这些内容又在1990年11月的《巴黎宪章》(Paris Charter)中被进一步明确阐述。该文件虽然强调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欧洲”，却又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它虽然再次宣称所有欧洲国家拥有平等主权，但并没有对大国政治的现实做出任何规定。它导致了这样一个在理论和严酷现实意义上的“无人区”，而在“冷和平”的年代，即从1989年冷战终结到2014年所谓“新冷战”开始，欧洲一直处在这个无人区里。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扩张引发了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即一国提升安全之举会刺激另一国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开启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①

　　北约扩张就是一个“过度制衡”的显著案例：北约感受到来自一个或将复兴的俄罗斯的威胁，这促使它采取一系列先发制人的举措；这些举措最终制造了潜在威胁，而这却是北约最初的制衡举措想要抵消的。反过来，俄罗斯也感到自身面临威胁，于是采取对抗措施进行回应，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邻国对俄罗斯威胁的感知，最终影响到整个大西洋联盟。②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这一轮新的对抗是不必要的。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头二十年里，俄罗斯并没有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甚至没有挑战大西洋安全体系，而是试图寻找一条能够兼顾多方安全利益的途径。但是到头来，合理的方案并没有出现。俄罗斯的反抗最终使北约采取霸权政策，包括使用各种新遏制手段，使其陷入了战略死胡同。这种情况促使俄罗斯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组建一个反霸联盟(alignment)，致力于建构一种反对一元秩序的多元主义的国际体系。

　　根据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思想，国际体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层结构。形象地说，它是一座双层建筑。上层是发展中的全球治理工具和进程(英国学派称之为国际社会的“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它的顶端是联合国，再加上不断分支生长的由国际法和规范期望所构成的网络。英国学派还区分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基本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包括主权、领土、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民族主义，这些元素诞生在欧洲，后来被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③所谓的“次级制度”不仅包括联合国，也包括那些寻求在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增进团结的其他实体。④它们涵盖国际金融治理制度，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涵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它们当中也有关于法律和环境的国际公约，以及那些涵盖战争规则和国际人道主义实践的公约。这些次级制度根据定义是普遍适用的，而基本制度则产生排他性实践，西方核心会将自身的“文明标准”强加于人，并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在殖民主义的环境下表现得尤其明显。⑤

　　尽管大部分的次级制度最初来源于西方，但它的发展从一开始更多是受到共同章程的管理，而不是一味地扩张。⑥例如，联合国的建立不仅来源于各种西方传统，也来源于苏维埃、伊斯兰和其他的思想。随着次级制度的强化，并真正变得更加普遍，它威胁到了自以为是常态的西方霸权模式，同时也为这种霸权消亡后的秩序提供了支撑。英国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从国家、领土、均势、外交和主权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它形成于欧洲，又先后通过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普遍的存在；而国际社会的很多制度是在二战期间由盟国创立的，反映的是西方价值，并且最初是相对排他的。倘若我们不去挑战这种谱系分类，那么应该注意到，从一开始，一种普遍主义的动力不仅嵌入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也嵌入了次级制度的顶端，后者从那以后便被归结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并且被越来越多地阐述，其权威也日渐增长。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经典著作《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强调国家关系中合作和规制的元素，突出跨国思想产生规范和利益的方式，这些规范和利益以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形式被制度化。⑦他显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而是在“这些国际组织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国际社会的制度”中，发现了“存在于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的基本成因”。⑧布尔的论述保留了相当多有关国家中心型世界的传统思维，但是他的另一种观点调和了这种思维，即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国际社会的合作制度能够最好地促进这些共同利益。⑨这些制度就是普遍主义和国家间合作的架构，它们在二战以后逐渐延伸发展起来。⑩而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际社会”一词，它是对全球治理制度的一种广义的概念化总结。冷战结束后，人们期望这些制度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实质内容。但是事实却相反，随着冷战的两极格局让位于单极格局，这些制度仍然笼罩在大国政治的阴影之中。

　　由这里，我们来到第二个层级，或者说是我们理论建筑的底层。在国际社会的团结表象之下，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诞生于20世纪早期，后来被伍德罗·威尔逊阐述为一种基于大西洋体系的普遍秩序。二战后，它被描述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冷战期间，它遭遇苏联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模型的抗衡，这种模型是基于社会主义对资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超越性主张。我们也可以认为存在其他类型的世界秩序，包括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定义的“第三世界”。不过，世界秩序的杰出方案是大西洋共同体，以及范围更广但愈发过时的所谓“西方”。在英国学派的早期论述中，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发轫于欧洲，连续波浪式向外扩张，直到覆盖整个世界。这确实是一种“扩张”，将一个体系进行扩展，以至于怀着特殊矛盾心理的俄罗斯很快便被囊括在其中。(11)然而，原始的扩张模型是基于一种单层体系，随着“次级制度”的发展，以及它所涉及的在实际问题(比如环境)上分享主权，这种单层设计的模型已经变得不再适用。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是在这第二个层级上出现的。它在今天的主要替代者，是由俄罗斯、中国和一些与之联合的国家所组成的反霸权联盟。这个替代联盟的本质，并不是要照搬国际社会顶端的规则和规范，而是要否定这个部分中(以任何形式)“从属于”美国主导的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体系相比，这个反霸权联盟并不缺乏规则基础，而且在某种形式上要做得更好，因为目前它还不具有美国那么大的权力，以至在它的规则中强加例外。要理解这个世界秩序的替代模型，有三点至关重要：第一，它并不是重回原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主义，因为它始终坚持国际社会的各种制度所产生的规则。第二，它是“反对”霸权(“anti”-hegemonic)的，而不是“对抗”霸权(“counter”-hegemonic)，因为它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所谓的“秩序”)能够将其特殊的价值和权力结构强行推广为普遍的存在。它不单是一次反对传统上被称为“西方”的国际秩序的运动，而是希望超越秩序竞争的思维，建立一种合作性更强的全球秩序，符合其自身有关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第三，它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集团，或任何其他更具实质意义的组织形式，即便在它内部确实包含那些凝聚力大幅提升的实体，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组成的金砖国家(BRICS)。这种联合也能够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本质，即一个权力和规范体系的结合体。规范具有根本的重要地位，尽管有的美国总统强调它的某一个方面甚于其他。例如，相对于保持美国“首要地位”(primacy，一个容易相互矛盾的名词)，巴拉克·奥巴马更关注促进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民主，这种立场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一次重要的再定义。(1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四重激进化

　　1989年后发生了一次激进转型。世界秩序的苏联模式，连同它的理论基础一道瓦解了。就在那时，在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并保留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之下，中国正在开启它的卓越转型。共产主义秩序在苏联的瓦解，使得冷战以及国际关系的雅尔塔体系走向了终结。到1991年底，苏联已经解体，一个极度虚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继承了它的衣钵。俄罗斯似乎将不再处于世界秩序模型的中心，它在后共产主义的未来年代所依赖的，反而是成为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俄罗斯的领导层中，很多人怀有这种渴望。然而，关于俄罗斯融入该秩序的条件和模式并没有商量的余地，反倒是被假定好的，正是这种情况制造了紧张和误解，最终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破裂。

　　伴随着冷战结束时的明显“胜利”，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四种形式发生了激进演化，每一种形式都对应着一种世界秩序的经典模型。第一种是黑格尔式的，其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被再次倒转，回到了理想主义的方向上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宣称自己是世界秩序唯一可行的模型，是人类必将面对的未来——除了某些坚持专制独裁的顽固派。这是历史终结论的思维，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简单化模型。它将一组特定权力和思想的规则规范吹嘘成是普遍适用的。

　　第二种是康德的版本，人权和某种共和的理想通过愈演愈烈的、资金充足的民主促进项目得到推动，这些项目时而摇身一变，成为赤裸裸的策动政权更迭的政策。照此解读，1975年8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第三条款”成了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基础。人权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13)它的结果之一便是，美国主导的秩序将其自身嵌入了与国际社会的某种监护关系之中。(14)这有助于解释美国对联合国的规范权力和现实权力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联合国依然是制裁国际干涉行为的唯一合法实体，由此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

　　从这里引出了第三点，即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说的“当前政治形势”(present political conjuncture)。世界秩序的形态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更广泛变化有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种框架下，我们需要思考当下时代的“后革命”特征。早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大胆的、在一干国内批评者看来不负责任的举动，企图将改革由共产主义的手段特征变为它的本质属性之前，以解放人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就已经开始了大退潮。随着二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宣告结束，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8月抛弃美元锚定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浮动汇率，战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共识开始瓦解。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世界迈向金融自由化，而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标志着——正如1978年9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所言——“劳工的前进”(Forward March of Labour)停下了脚步。(15)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进一步表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攻势和地缘政治攻势已经发动。就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浪潮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劳动的属性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公民权利的理解。如此看来，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似乎最终胜过了他的批评者，而他在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的同事们则四处奔走，征服了世界。(16)

　　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衰落，似乎象征着一种现存秩序的自然的、无可避免的失败，及其替代者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的奇谈狂论会引发如此的共鸣(17)，为什么“全球化”成为1989年之后流行的意识形态。在那之前，很少有人提到过“全球化”这个词语，但是自那以后，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统领一切的组织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假定国家在内部退却，而跨国进程和跨国企业在全球层面获得赋能。技术和劳动形式的确正在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惠及那些真正从事劳动的人，大部分利益归中间商(通过外包)和处在社会最顶层的1%的人所有，而工人乃至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已经有30多年停滞不前。(18)工人们被规训了，劳动过程发生了转变，沦为全球市场上对竞争力的明码标价。

　　最后是第四种模型，我们可以将它归结为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第四个层面，权力被行使，军事力量被部署，集团法则被强制实施。俄罗斯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之间打入“楔子”——这种恐俄心理持续存在，并被反复强化。美国以嫉妒之心维护它的“首要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也体现在它的盟友体系内部，并且始终要求这个共同体分担更大的责任。

　　简言之，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于四个层面——思想层面(若非意识形态层面)、规范层面、政治经济层面和权力层面——正是这种层次和复杂性使得该秩序如此富于变化、充满力量并最终具有吸引力。恰如伊肯伯里(Ikenberry)和德德尼(Deudney)的著名论断，要加入这个秩序容易，离开它却很难。(19)正是这些特质使得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变得十分艰难，这一点至关重要。试问，如此具有活力、权力和吸引力的体系，何必要在平等的位置上与其他秩序进行接触呢？对于这种现象，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在欧盟与其邻国尤其是俄罗斯的关系中做了充分描述，他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基于外交和妥协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扩大欧盟的规范影响力范围的单边进程。(20)这催生了一种“价值论”式的政治，本人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有过论述，它的基础是否定“政治”属性作为外交实践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更不必说否定一种国际参与的各方在接触中求变化的变革式对话关系。(21)

　　冷和平与世界秩序：霸权vs.多元主义

　　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国家很难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应对这个四重的世界秩序。如果政策在某一个层面遇到挑战，反应可能会在别的层面出现。这引发了俄罗斯对“双重标准”的谴责，但更恰当的说法可能是“四重标准”。站在西方的角度，同时在这四个层面上做出行动并没有什么异常。“软实力”的概念就是将整个体系进行理论化的一次尝试，它在理论上不能自洽，但在政治上十分有力。在这个意义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该词语的发明者)的说法相当正确：软实力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特定专属，无法被别的国家付诸实践，中国和俄罗斯的类似尝试只会引发嘲弄和谴责。(22)文化外交及其相关实践不同于软实力，后者(根据奈的定义)是霸权国家的独有特征。而这种概念混淆被中俄联合的反霸权特性放大了。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以苏联体系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替代模型崩溃后，俄罗斯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旋即回归戈尔巴乔夫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历史主干道”。(23)事实证明，历史既有很多主干道路，也有很多偏僻小路。冷战结束时，俄罗斯渴望加入“旧西方”(Historical West)，但它相信自己的加入将改变其特征，使其转变成一个“大西方”(Greater West)。俄罗斯声称自己是国际社会资深的基本成员，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试图以此撬动旧西方秩序的转型。在继承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方面，莫斯科认为自己比旁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以结束那场在它看来愈发徒劳无益的冷战，因此它理应在重新组建的大西方中获得某种特殊地位。苏联集团的自愿解体，代表着莫斯科的诚意宣誓，希望加入扩张后的西方秩序。这种想法也适用于区域层面：“共同欧洲家园”的理念(今天被称为“大欧洲”[Greater Europe])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合作性的泛欧洲共同体。然而，莫斯科被实际给予的是既有组织——旧西方，以及欧盟所代表的小范围欧洲——的客座会员资格。出于历史、身份、地理和安全等原因，这种类型的会员资格无法令俄罗斯方面接受。莫斯科不会为了加入旧西方，而走进某种新殖民主义的学徒制中。正是从这个基础性的分歧上，涌现出了其他所有的矛盾。

　　为什么旧西方拒绝自我转型并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原因很好理解。它害怕规范被稀释，尤其是涉及人权；如果俄罗斯加入或附属于北约这样的组织，制度会出现脱节；它也担心美国丧失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危机情况下(比如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冲突)。在1993年12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各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纷纷登场，这种状况加剧了西方的害怕和担忧。在理论层面，关键问题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宣称自己等同于国际社会。按照这种理解，世界秩序并不是在由国际社会规制的国家间合作(团结主义[solidarist])的实践中形成的，而是在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下形成的。国际社会的制度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相互融合，难分彼此。(24)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领导的联盟总是能够为所欲为——事实上，作为雅尔塔秩序的产物，联合国仍然是一个反抗性组织，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否决权，而且它们的南方伙伴国家也在其中。因此，多边进程和西方霸权阵营之间有潜在的分歧。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直不够融洽，这引发了美国议员们对联合国会费比例不合理的抱怨。美国贡献了联合国主体预算的22%，还有近29%的维和开支。(25)通过组建各种“意愿联盟”，美国一直试图用各种方法绕过联合国的权威，比如2003年在伊拉克的做法。“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这一理念的目的也是要实现某种类似的独立自主，摆脱国际社会在规范领域的束缚。

　　这种国际社会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殊途同归”(co-terminality)的隐含主张首先遇到了俄罗斯的挑战，俄罗斯还获得了其他复兴或崛起国家的支持。俄罗斯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国家中心式的：国际体系由多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国家组成，冷战后那种宣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某种普遍性(通常以“全球化”的面目示人)的颠倒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俄罗斯主张多元主义的模型，它的理念框架来自“多极性”(multipolarity)的思想。而位于第二个层级上的，是民族国家及其各种区域组合，由此创造了一个一些人所谓的“多重秩序的世界”(multi-order world)。(26)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强调，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都不是真正全球性的，苏联集团、中国、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国家都不在其中。阿查亚强调，“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一种包容性的全球秩序。”他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已有时日，其中包括丢失了美国国内的一些重要选民，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侵蚀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相反，他认为，一个“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正在出现，其中“自由主义秩序的元素保存了下来，但是被纳入了一个由多重的、相互交叉的国际秩序所组成的复合体。”(27)

　　多极性的思想认为，在一个单层的国际体系架构中存在不同的极；而在本文所展示的二元模型中，各种次秩序(sub-orders)和国家，横向上在国际关系的范畴彼此互动，但是纵向上在所谓的规范范畴与国际社会发生联系。这两个方面都不是排他性的，规范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国家和国际社会制度(例如联合国)之间的规范关系中，权力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考虑因素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模型，在横向的国家互动层面是多极的，但在纵向上，这种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受到国家秩序和以国际社会为代表的秩序两者之间互动的折中缓和。国际社会普遍主义的规范抱负，遭到相互竞争的国家和集团的特殊化属性的挑战。主权在纵向的秩序上是被分享的，但是在横向的国家间关系中，它是被争夺和捍卫的对象。

　　弗洛克哈特(Flockhart)指出，“一种‘秩序间’关系的复杂网络将决定未来‘多重秩序的世界’的特征”，但是对她而言，世界的秩序还停留在国家的单一层面。(28)这种精妙的分析同样用在了一种双层模型上，不同点在于，她认为多个“秩序”或者国际社会是处在一个总的国际体系之中的。尽管这里引述了弗洛克哈特的洞见，但是本文提出的模型十分不同。在本文的模型中，国家间的互动被它与国际社会的纵向关系所缓和，另一种类型的多元主义在整个国际体系中运行。在2016年2月13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前副外长、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的演讲暗示了这一观点，她强调：“中国支持现行国际秩序。你也许注意到我使用的是‘国际秩序’这个词。中国很少谈论‘世界秩序’。中国所指的是包含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内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体系。”中国官方避免使用“世界秩序”一词，因为它隐含着内在的权力假设。傅莹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实践持保留看法，但也不认可关于中国正在创建一个平行秩序的观点：“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29)

　　俄罗斯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主义，被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所平衡。俄罗斯自称是国际社会的一名创始成员(中国也是如此)。这种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维度，因为有大量文献对欧洲霸权出现之前的全球秩序做过描述。(30)今天，关于国际社会拥有自主权的假定限制了主导国家的行动自由，引发了华盛顿普遍主义者的敌对反应(无论是披着新保守主义还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衣)。另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国际社会仍然深深扎根于西方霸权结构，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将普遍主义推而广之；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独立运行，成为全人类及其组成国家的共同意愿的最高体现。(31)更平实地说，今天人们对于全球金融、法律和政治治理制度独立自主运行的要求逐渐增多，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的监护式主张及其在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制度中的支配地位。(32)

　　而对于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的批评则更进一步，质疑这种秩序究竟是否具有多元主义的属性。这种思维在大量文献中得到阐述，它们从“帝国”的角度来描述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33)换句话说，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一元论思维，在冷战不对称地终结后，由于缺乏实质性的替代方案，这种思维变得激进化，在与霸权秩序外部国家的互动中变成了价值论。这种激进化的结果便是毁灭性的但又徒劳无益的军事征伐，使得整块整块的区域失去稳定，最终以难民潮的形式反噬欧洲，并助长了经济移民的蓬勃浪潮。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直到2010年前后，西方预期中国将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加入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预期在很多方面得到了证实；但是中国对责任的定义(就像俄罗斯那样)使它在纵向上坚持国际社会的公正规则，但在横向上抵制霸权的行径。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能够接受被推着走上“正确的”方向，但是在此之后，西方认为中国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34)就在这个节点上，新遏制战略出台，其中包括美国“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此后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各种国家安全文件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描述为“修正主义”国家。如今，反霸权联盟有对抗激进化的潜力，而这只会加深旧西方和反霸权国家之间正在生成的全球裂痕。(35)

　　世界秩序的冲突

　　俄罗斯早些年的想法能够反映出，旧西方自己显然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混为一谈了。俄罗斯自认为是缔造战后国际社会重要组成元素的国家之一，也就自然而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成员。旧西方向“大西方”转型的最终失败，激化了俄罗斯国内对其世界地位的常年争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曾在1996年1月至1998年9月担任俄罗斯外长，并在此后至1999年5月担任俄罗斯总理，他在上述任职期间采取了一种“竞争共存”的外交政策立场，这种立场源于早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思想。在2000年至2012年间，普京相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好过仅仅是“共存”，于是他提出了一项与西方进行接触的“新现实主义”议程。这项政策在莫斯科看来是失败的，即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2012年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始，普京实行了一种新修正主义框架下的抵抗政治。它包括发展欧亚一体化的制度，并与批评西方霸权的国家进行联合。与此同时，对于西方原本可能变成的样貌，以及欧洲在未来某一天可能变成的形态，俄罗斯仍报以渴望的目光。不仅如此，俄罗斯对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演变，以至于它在今天维护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反对旧西方的霸权。尽管对国际法的规范秩序(它被描述为上层国际社会更大秩序的一部分)的维护反映出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重心转移，但它也代表着一种沙皇和苏维埃传统的回归。(36)

　　这种对国际体系多层次属性的重新认可，反映在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理念中：在横向上，它批评霸权的野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双重标准；但在纵向上，它要维护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俄罗斯宪法第15条第4款宣称，国际法的地位居于国内法之上，而尽管2015年12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宪法法庭有权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裁决，但是宪法条款本身并没有被修改。传统上对多极性的倡导，如今变成了一种对多层次的多元主义、以及国家中心型国际关系的多元主义的更加精巧的防御。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并不是要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而是要挑战旧西方定义国际社会规范的权利。(37)俄罗斯已经重新拾起了传统上国际法守护者的自我形象。正如傅莹针对中国所暗示的，这并不意味着组建一个反对旧西方、对抗霸权的“世界秩序”或集团，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反霸权政治。这并不是要破坏国际社会的架构，而是反对以普世自居的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行径。

　　冷和平的紧张冲突和莫斯科的挫折造就了一个反霸权的国家联盟，它反抗旧西方的霸权行径，但是捍卫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和普遍主义理念。这个替代群体的领导者当然是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在双边关系及其所嵌入的各种制度和网络中，仍然存在紧张的节点。尽管如此，这个替代联盟在管理全球事务中怀着相同的愿望，而且要共同努力，使全球治理的架构变得更加独立。俄罗斯的所谓“转向亚洲”(turn to Asia)，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层面，可以被理解为是它抗衡美国霸权的长期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更实质的意义上，它是要坚持规范的抱负，创建一个更多元的国际体系。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现实因素，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需要，以及俄罗斯与快速发展的东亚区域进行的衔接。(38)这种转变表明，俄罗斯正在部分重塑它的自我形象，远离西方，更接近“欧亚”(若非“亚洲”)的身份认同。这并不等于俄罗斯抛弃长久以来想要加入一个转型后的“大西方”或“大欧洲”的愿望，尽管在莫斯科的确有人这般呼吁，同时呼吁采取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员模式。

　　在这个模型中，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从霸权秩序中脱离了出来。它恢复了国际体系中的多元主义，而国际体系的规范性正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文化多样性、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多元主义的政体建设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国家的历史经验能够充当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遍范例。这个模型也实现了俄罗斯的一个长期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超越军事集团窠臼的国际安全体系。(39)这种多元主义建立在以下信念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要解决自身的挑战，历史经验不能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后共产主义时期民主促进的自负与幻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吸取比较经验，而是反对照搬模型的程式化做法。我们反对将规范的转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合理框架，上述信念正是它的理念基础。这并不意味着要恢复势力范围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主权，因为伴随着抵制西方霸权而出现的，是增强国际社会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念的行动。黑格尔和康德的模型都遭到了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纯粹霍布斯式的世界观。

　　新的全球危机：新冷战或其他

　　冷战后俄罗斯发现自身所处的战略僵局，如今已经演变成俄与西方关系中的更大僵局。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俄罗斯不可能被西方以它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转变成一个民主制度，或是被争取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俄罗斯：它是欧洲的邻居，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它与相邻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愿望和政治系统。”(40)2016年3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列举了美国所面临的五个主要全球战略挑战，俄罗斯被放在头号位置，之后是中国、朝鲜、伊朗和恐怖主义。他把俄罗斯和中国称为最“令人感到压力的竞争者”，并且宣称他的政策基础是在东欧以“强有力而平衡的方式遏制俄罗斯的侵袭”。(41)

　　所有这些言论都反映出全球事务中的根本紧张关系。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到2014年，冷和平的死胡同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简单的“新冷战”，而是俄罗斯希望取得一次战略突破，以摆脱它所感知的冷和平年代的僵局。在俄罗斯看来，在这个进程中它有众多的盟友。自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新世界秩序”——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标志性演讲中使用的词语——的理念首次重返人们的视野。以西方为中心的老的全球化正在衰退，一批区域国家集团开始发挥影响，希望创造一个更多元的世界体系。

　　俄罗斯现在将自己划归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尽管它并未排除跻身“西方”的选项，前提是要打破冷和平时期的战略限制。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试图确保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意味着俄罗斯新建立的伙伴关系不会转化为排他性联盟。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的时期，制裁与反制裁将会是常态。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不会重演，但也不会出现新的“大国协调”，因为行为体的类型各异，发挥影响的方式也不同。新的体系将会是一种“竞争和相互依存的辩证组合”。(42)过去的“旧西方”(美国及其盟友)如今将受到由俄罗斯和中国所领导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的平衡，其他国家则会有选择性地与某一方或者双方进行联合。双方都不会参与深层次的一体化，但是大欧亚仍将是一个大的方向，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经济潜力来吸引参与者，同时不会排他到形成集团法则的程度。结构现实主义能塑造偏好，但不能决定选择。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过后，美国的“首要地位”重新获得了它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曾经享有的重要性。尽管奥巴马试图将美国的战略焦点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却再一次成为欧洲安全复合体的基石。就像冷战中那样，集团法则成为大西洋集团领导层的核心关切。特朗普政府在经历最初的一些摇摆不定、以及美国首要地位的形态由“领导”变为“伟大”之后，很快便回到了大西洋团结的传统上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相信，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十分严重，以至大西洋共同体中最危言耸听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波兰和立陶宛)所说的那种程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达到了2%的防务支出门槛，不过其他国家仍然对新一轮对抗的整个基础持怀疑态度。

　　另一方面，一波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反霸权制度和组织的浪潮正在涌现，它基本上是新生事物，但是力量正在增强。这次浪潮并不像冷战期间那样正式和激烈，因为俄罗斯缺乏苏联的吸引力、思想信念和经济资源。各国没有理由刻意站到大西洋国家的对立面，它们之间有着如此多的贸易和政治上的纽带。即便如此，单极化的危险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后冷战时期军事干预的经验就是醒目的警示，也就是，当一个国家脱离单极阵营，或是企图将它的经济纳入更严格的社会控制，以至于威胁到跨国公司时，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美国法则伴随着普遍管辖实践的悄然普及推广，代表着一种新型权力，威胁着世界各国的主权。作为回应，对抗霸权的运动正在积聚活力和动能，而这是从真正的挑战中生长出来的。

　　虽然俄罗斯的吸引力相当有限，但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意味着它已经处在能够施加霸权影响的位置上。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思想理念都是全然包容性的，是建立在“双赢”的话语基础上，坚持构建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创立是要解决具体的安全和发展问题，起初它们当然没有被设想成任何“反霸权”联盟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政治的逻辑开始驱使它们走向那个方向。这两个组织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不结盟，避免任何强加的两极格局——甚至包括“东西方冲突”所描述的两极格局的最一般形式。上海合作组织的确在管控成员国之间的潜在冲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初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现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它这么做的合理性也在于反对霸权。中国传统上反对结盟，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的不愉快经历，就连与俄罗斯进行“联合”(alignment)这样的软性词语也引发了极大的不安。(43)尽管如此，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9月28日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所说，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寻求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44)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目标，及其反霸权联盟伙伴的共同目标，是要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南方世界能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45)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俄罗斯都扮演着先锋角色。俄罗斯想要加入转型后的西方世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旧西方的制度和实践却得到了强化。作为回应，俄罗斯成为创建“非西方世界”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波波·罗(Bobo Lo)认为，“克里姆林宫寻求建立另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合法性，挑战西方关于全球治理和道德普遍主义的观念。”(46)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俄罗斯挑战的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合理之处，而很多国家都对此心存不满，这种情况促进了替代组织的创设。同样道理，这种挑战针对的是道德普遍主义的实践，而不是它的原则，因为俄罗斯无意反对《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基础性法案。

　　考虑到俄罗斯及其伙伴的遭遇，后冷战时代基于价值理念的政策是被工具性和选择性地加以实施，以提升西方的霸权，而不是真正地促进公平正义。在莫斯科看来，谴责俄罗斯的同时却放沙特阿拉伯一马，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后者对人权和公民权的践踏来得更为惊人。莫斯科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没有认识到，旧西方对《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中所列举原则的信奉，的确是它的行为基础。同样地，根据上文模型中的三个层次，西方在实行基于价值理念的政策时，倾向于淡化和掩饰霸权、权力对政策的扭曲。

　　针对西方“强加于人但又以普遍性自居的模型”的批评，激发了“对替代品的需求”。(47)然而，这种替代只能是部分的，因为俄罗斯并不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而是新修正主义的(neo-revisionist)：它谴责的是霸权国家的行径而不是原则。莫斯科力图缓和道德普遍主义的随意和惩罚式的实际应用，同时确保全球治理工具能够真正反映全球关切。它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在单一世界秩序中重塑一极，而是要创建另一个世界秩序，这个秩序的存在本身将确保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如瓦尔代(Valdai)俱乐部的一份讨论文件所述，“大西洋共同体是拥有统一价值的特例。相形之下，在强调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上，非西方国家站到了一起。它们坚信，一种‘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象征是既不值得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更符合多极世界的状况。”(48)不过，即便是这份瓦尔代俱乐部的文件，也没有认识到多重秩序的视角中潜藏的激进主义。

　　在对后两极世界的挑战中，俄罗斯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根本问题在于，这些重塑全球秩序的努力是否代表着一次持续转型的开始——它将会重构世界政治的模型；还是说，这只不过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长期巩固过程中的一次暂时的异常现象。如果是前者，那么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立场也许能在长期获得胜利。如果是后者，那么制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将持续存在，到最后俄罗斯要么屈服，要么衰落成为无足轻重的国家。在俄罗斯的政策中，以上两种视角都有所体现，但它的基本假设，是当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框架不利于俄罗斯，这个假设最晚形成于2007年普京慕尼黑讲话之时。俄罗斯十分渴望享受自由主义秩序的好处，但这会使它付出高昂的代价，损害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长期基础。有部分俄罗斯精英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即美国将在长期陷入衰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失去活力。因此，俄罗斯有理由实施抗衡战略，联合中国等崛起国家，构建新生的替代世界秩序。然而，这种预判也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当前发生的些许变化可能并不是一次崛起浪潮的组成部分，它会误导俄罗斯，使其认为替代全球架构的肌体正在生成。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俄罗斯的战略就是根本错误的，它将把俄罗斯进一步推入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僵局，以及政治和发展的死胡同。(49)一个稳定的秩序可能就要形成，而俄罗斯将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行动脱离了现实。

　　乌克兰危机增强了欧洲和大西洋国家的团结，但是同时，大量的挑战也暴露出了欧盟的脆弱。叙利亚危机表明，在恐怖主义和难民等问题上，北约已无力保障欧洲的安全。欧盟缺乏适当的安全工具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这迫使成员国自寻出路，损害了欧盟的制度和政策。2016年6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文件表明，欧盟要在欧洲内部实现更大的安全协调。这份文件强调，“和平与稳定不再是一个既成事实。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乌克兰的不稳定局面，处在大黑海区域旷日持久冲突的风口浪尖，对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构成了挑战。欧盟将团结一致，坚定支持国际法、民主、人权、合作以及每个国家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50)2015-2016年法国和德国的恐怖袭击浪潮表明，欧盟在情报和边境方面需要进行更多协调。在2016年7月8-9日北约华沙峰会上，北约和欧盟在促进海军巡航和其他问题的合作方面有所动作，但与此同时，欧盟中独立的力量也在增强。在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公投中，有52%的人支持脱离欧盟，但是现在要预测这次公投的后果还为时尚早。它能够大大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当然这是指欧元区内部和防务层面的一体化。民意并不十分支持“更多欧洲元素”，但是英国脱欧不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碎片化。

　　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共同维护对国际社会规范的承诺和一种多元主义的国际关系，这个事实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形成了挑战。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21世纪将由美中关系而不是美俄关系塑造，中国的力量增长将引发“与美国的激烈安全竞赛”。在他看来，俄罗斯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与中国联合，第二种是与美国联合，第三种是保持中立。面对美国的压力，俄罗斯正在与中国联合：美国及其精英“不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推动北约东扩”。(51)一些中国学者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将保持稳定，而中美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动荡；美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宣布放弃霸权野心，所以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将是对华盛顿“单极愚蠢行为”的一种制约。(52)然而，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都没有准确捕捉到现代国际体系的变化。在双层模型中，以联合国、全球经济政治治理机制和国际法架构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保留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并卷入了等级权力的游戏。次体系(sub-systems)之间的频繁相互作用构成了二元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就此而言，国际社会是一项共同努力，是由多个国家在二战后创立的，以缓和武装冲突的无政府状态和短视的经济民族主义；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仍在上演。

　　俄罗斯反霸权战略的根本目标并不清晰。它仅仅是要提升俄罗斯加入“大西方”的议价权力吗？诚然，俄罗斯在东方世界的一些伙伴国家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俄罗斯作为欧洲国家的基础身份最终将会胜出，使其与东方国家的联合和反霸权战略沦为工具和偶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完全能够理解，任何企图击败、破坏或以军事手段挑战大西洋体系权力的行为，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之举。诚然，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是调整旧西方的行为，由此确保俄罗斯享有更大的军事和政治安全，并保持持续转型的动力。但是由于缺乏调解模式、甚至基本的共同语言，这种新修正主义的调整战略已经具备了再度军事对抗的特征，损害了所有国家的安全。

　　反霸权集团是被国家利益的认知塑造形成的，但除此之外，它也怀有对国际体系转型规范的承诺，这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晚期的理想主义。这种特性造就了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矛盾之处，但也赢得了一批俄罗斯政策的追随者，他们来自全世界那些同情反霸权议程的群体。虽然俄罗斯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反抗外部世界，在近邻国家中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盟友，但是在这种规范的框架下，俄罗斯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佩，他们集合了这样的一群人：传统主权论者、和平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全球化的批评者、国际事务中霸权危险的谴责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者。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联合有着反霸权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它拥有一个发挥平衡作用的联盟的特征，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言。然而，这样一种解释错失了正在起作用的更深刻的变化，也就是反霸权的动力，它要确保多边的国际社会规制大国之间的横向关系；只不过，通往这种世界秩序范式的道路并不平坦。

　　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出自Richard Sakwa,Russia against the Rest: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尤其是该书第二章。文章的较早版本曾发表为Richard Sakwa,“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lash of New World Orders”,收录于Multipolarity: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ed.Peter W.Schulze(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2018),pp.27-51.目前的版本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基地重大项目(于滨教授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讨论会后形成的。感谢萨克瓦教授授权本刊发表其中文译本。

　　①经典论述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②Andrej Krickovic,"Catalyzing Conflict:The Internal Dimension of the Security Dilemma",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May 2016,Vol.1,No.2,pp.111-126.

　　③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④Barry Buzan,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Polity,2014,pp.32-36.

　　⑤参见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⑥这种观点被多位作者阐述，其文章见于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eds.Tim Dunne and Christian Reut-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⑦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995.For a recent analysis,see Buzan,An Introduction.

　　⑧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p.xvii-xviii.

　　⑨相比赫德利·布尔，对国际社会不那么国家本体论式的表述参见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2.

　　⑩Anne-Marie Slaughter,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一书认为，存在一个由“政府间网络”所组成的密集网络系统，对跨国合作起到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

　　(11)Iver B.Neumann,"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conceptualised:The Case of Russi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1,Vol.37,No.2,pp.463-484.

　　(12)2018年4月26日，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基地重大项目会议上发表的观点。本文内容也是在此次会议期间首次得到展示。关于他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分析，参见Jeffrey Mankoff,Russian Foreign Policy: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2.

　　(13)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文献做过论述。近期出版的带有介绍性质的佳作，参见Franke Wilmer,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 Introduction,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5.亦参见Explor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Essential Readings(eds.Rhonda L.Callaway and Julie Harrelson-Stephens,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7)and Daniel P.L.Chong,Debating Human Rights,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4.

　　(14)讨论之一参见G.John Ikenberry,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Cambridge:Polity,2004.

　　(15)Eric Hobsbawm,"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Marxism Today,September 1978,pp.279-286.

　　(16)关于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同事中的两位——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整个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扎实有力的绝佳研究参见Nancy MacLean,Democracy in Chains:The Deep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ight's Stealth Plan for America,London:Scribe，2017.

　　(17)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Vol.16,pp.3-17.更长篇幅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

　　(18)有力的阐述参见Thomas Piketty and Arthur Goldhammer,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9)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Why Liberal Democracy Will Prevail",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9,Vol.88,No.l,pp.77-93.

　　(20)Sergei Prozorov,Under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6.

　　(21)Richard Sakwa,"Europe and the Political:From Axiological Monism to Pluralistic Dialogism",East European Politics,2017,Vol.33,No.3,pp.406-425.

　　(22)Joseph S.Nye,"What China and Russi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Moscow and Beijing Are Trying Their Hands at Attraction,and Failing-Miserably",Foreign Affairs,April 2013,Vol.29,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4/29/what-china-and-russia-dont-get-about-soft-power/

　　(23)经典讨论参见Aφaнaсьeв Ю.Инoгo нe данo.M.:Пporpecc,1988.

　　(24)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何利用联合国促进自身影响力的批评，参见Shirley Hazzard,Defeat of an Ideal:Self Destru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London:Macmillan,1973.

　　(25)Ben Quinn,"US Spending on Foreign Aid and UN Likely to Be Biggest Target for Cuts",Guardiam,February 2017,Vol.28,p.13.

　　(26)Trine Flockhart,"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2016,Vol.37,No.l,pp.3-30.

　　(27)Amitav Acharya,"After Liberal Hegemony: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7,Vol.31,No.3,pp.271-285.

　　(28)Flockhart,"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p.5.

　　(29)Fu Ying,"Putting the Order(s)Shift in Perspective",13 February 2016,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activities/munich-security-conference/msc-2016/speeches/speech-by-fu-ying/

　　(30)参见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1)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Amitav Acharya,"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and Regional World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4,Vol.58,No.4,pp.647-659; idem,"Advancing Global IR:Challenges,Contentions and Contribu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6,Vol.18,No.l,pp.4-15.

　　(32)对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及其如何付诸实践的仔细审视，参见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Powe; Value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其中包括对区域多元主义和“帝国重生”的讨论(分别参见第10章和第11章)。

　　(33)代表作品参见Andrew J.Bacevich,The Imperial Tense: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American Empir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 Alejandro Colas and Richard Saull,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after the Cold War,London:Routledge,2005; Gary Dorrien,Imperial Designs:Neo-Conservatism in the New Pax Americana,London:Routledge,2004; Richard Falk,The Declining World Order:Americas Imperial Geo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4;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Chalmers Johnson,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London:Sphere,2002; idem,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London:Verso,2004; Ray Kiely,Empir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US Hegemony and Neo-Liberal Disorder,London:Pluto Press,2005; Charles S.Maier,Among Empires: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London:Verso,2005.

　　(34)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瓦西里·卡申(Vasily Kashin)提出的观点。

　　(35)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提出的观点。

　　(36)Lauri Mlksoo,Russ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37)Christopher Browning,"Reassessing Putin's Project:Reflections on IR Theory and the West",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September/October 2008,Vol.55,No.5,pp.3-13.

　　(38)Alexander Korolev,"Russia's Reorientation to Asia:Cause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Pacific Affairs,March 2016,Vol.89,No.1,pp.53-73.

　　(39)阐述该目标的一个例子是普京发表的"Victory Day Speech",New York Times,9 May 2016.

　　(40)Walter Russell Mead,"Washington and Brussels:Rethinking Relations with Moscow?",Putin's Russia:Really Back? Ed.Aldo Ferrari,Milan:Ledi Publishing for ISPI,2016,p.46.

　　(41)Lisa Ferdinando,"Cauter Outlines Security Challenges,Warns against Sequestration",17 March 2016,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96449/carter-outlines-security-challenges-wams-against-sequestration

　　(42)Fyodor Lukyanov,"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persity",Valdai Discussion Club,20 January 2016,http://valdaiclub.com/news/the-goal-is-to-streamline-chaos-and-rationalize-persity/

　　(43)这体现在2018年4月26日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于滨的发言中，他对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角色，以及中国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变化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

　　(44)Xi Jinping,"Working Together to Forge a New Partnership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UN General Assembly,28 September 2015,https://qz.com/512886/read-the-full-text-of-xi-jinpings-first-un-address/

　　(45)Alexander Lukin,China and Russia:The New Rapprochement,Cambridge:Polity,2018.

　　(46)Bobo Lo,"Frontiers New and Old:Russia's Policy in Central Asia",IFRI Russia/NIS Centre,Russie.Nei.Visions,No.82,January 2015,p.9.

　　(47)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Materials for Discussion at the 1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Sochi,19-22 October 2015,p.4.

　　(48)Ibid,p.5.

　　(49)对该问题的一次大胆讨论，参见Ivan Timofeev,"World(Dis)order:An Advantage for Russia?",Valdai Discussion Club,30 June 2016,http://valdaiclub.com/news/world-dis-orderan-advantage-for-russia/

　　(50)Shared Vision:Common Action: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June 2016,p.33.

　　(51)Alexey Khlebnikov,"Russian Experts Debate the World of Tomorrow in Valdai",Russia Direct,25 October 2016,http://www.russia-direct.org/analysis/russian-experts-debate-world-tomorrow-valdai.也可参见2017年1月18日的一次访谈，http://valdaiclub.com/multimedia/video/john-mearsheimer-we-are-moving-to-a-multipolar-world-with-three-great-powers/?sphrase_id=42994

　　(52)Lanxin Xiang,"The Peak Moment for China-Russia Ties",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ly Sept.2016,No.3,pp.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