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国博弈贯穿于过去几百年间世界现代化的全程，带来大规模的国际权力转移以及现代国家形态、现代国际秩序的持续演进。大国博弈展现出全面性、激烈性、长期性、必然性、变革性、局限性和统一性的历史规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相互之间实力对比的悄然变化，加剧了新一轮大国博弈。新一轮大国博弈主要围绕如何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地缘政治秩序、现代国家形态、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等焦点议题展开。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的内在趋势，将不再是从既有“中心国家”转向某个新的“中心国家”并确立新的等级制结构，而是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之间更加均匀地重新分配权力，并确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伙伴关系网络。基于从权力转移到权力分散的博弈机制切换，人类社会将走向更深程度的融合与更广范围的合作，并在新一轮博弈中实现国家形态和世界形态向更高层次发展演进。中国扮演新一轮大国博弈的核心角色，应具有明确的使命自觉和前途自信，并采用新型博弈战略。新型博弈战略坚持民族复兴、大国博弈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目标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需要坚守的行为准则。

　　关键词：大国博弈；国际权力转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家形态；新型世界形态

　　作者简介：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5-0028-11

　　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逐鹿到17世纪的荷兰崛起，再到18世纪的英法争霸和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纵横捭阖的大国博弈史。进入20世纪后，世界又相继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全面冷战。可以说，过去的百余年历史更是以大国博弈为主线。20世纪末，冷战结束，大国博弈一度偃旗息鼓。21世纪头10年，大国关系的基调是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然而，随着美俄围绕乌克兰和中东局势展开激烈角力，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从贸易扩展至科技、地缘、军事、社会人文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致使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大国博弈再度展开。

　　中国作为首次踏入大国博弈核心地带、成为大国博弈主要角色的国家，需要关注诸多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卷入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必然性，新一轮大国博弈与以往大国博弈有哪些异同点？新一轮大国博弈将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中国该如何确定自身目标，并据此开展怎样的行动？大国之间权力消长、最终兴衰殊途的规律和动因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何前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会受到影响？新一轮大国博弈将带来怎样的国际政治后果，世界将变得更加交融还是更加对立、更加繁荣还是更加凋敝、更加安全还是更加纷乱、更趋平等还是等级越发固化？对于中国战略界而言，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大国之间频起纷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和平崛起的国家，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博弈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有机统一？

　　为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在过去几百年世界现代化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确定当前时空坐标、探寻未来趋势方向；必须运用时代的显微镜近观，在对当前各类全球性危机的深入分析中辨明症结所在、抓住主要矛盾；必须充分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通过合理运筹大国博弈来磨砺自我，更好地顺应规律、因势利导、统筹内外、团结四方。唯有如此，我国才能真正拥有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受力，在纷繁复杂的困难挑战面前保持从容，巧妙地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才能在实施国家战略的同时，引领世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演进，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种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脱离自我封闭和彼此隔绝状态，进入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关系模式。世界现代化进程逐步开启，人类社会从此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持续展开的整体性过程，并将对人类整体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纵观过去几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历程，除了目不暇接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不同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可以说，大国博弈是500多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现象，而且恰恰是这种大国博弈又反过来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世界市场的拓展和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带来的巨大商业机会，是催生大国博弈的历史性背景。世界市场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1］。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进而推动世界市场不断扩展。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沿岸等区域性贸易，而且带动了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亚洲的跨洋贸易，商品交换的范围越发广阔［2］。这种市场机会的骤然增加，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全球扩张，工业革命又加速了铁路、轮船、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这些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深化，其结果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进行的商业战争”［3］。过去几百年间，几大资本主义强国为争夺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在全球范围内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千方百计地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并展开长期激烈博弈，甚至频繁发动战争。直至目前，大国之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依然未停。

　　“中心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垄断或控制，是造成大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在特定时期内居于优势或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后半段以来的美国等，它们或者利用抢先一步的便利，或者借助重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而拥有更强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更多对其国家强盛至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并由此巩固甚至强化优势地位，将其他大国甩在后面，确立了一种事实上的等级化国际政治结构。这使得它有能力将一揽子规则强加于国际体系，以它认为明智的方式创建一种令其更加得心应手的霸权秩序［4］。但是，“中心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控制通常面临两类反抗：一方面来自那些受其控制剥削并因此贫穷落后的“边缘国家”；另一方面则来自其他大国，因为“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对其他大国的生存发展空间构成挤压。“中心国家”希望维持对己有利的秩序安排，其他大国则迫切需要更加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之间“挤压”与“反挤压”、“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的博弈和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重大国际危机与各国国内危机相互激荡，往往诱发大国博弈骤然升级甚至失控。世界现代化进程内在地蕴含着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世界市场的拓展速度通常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无法消化过剩商品与过剩资本［5］；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克服。自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周期性地爆发，并随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而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在国家之间有极强“传染性”。这种危机无论在一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通常首先从经济部门爆发，随后快速传导到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引发国家治理体系和国际体系系统性失衡，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国家治理困境和国际安全风险。为缓解危机，主要大国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而引发大国博弈升级。危机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同，各国应对方式也不同，可能最终改变国家发展态势和实力对比，改变既有秩序结构和现状平衡，这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动因。特别是“中心国家”往往利用优势地位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常常招致其他国家激烈反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国际体系坍塌、各国内困加剧、大国博弈升级，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和原因，大国博弈始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与核心特征，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国际权力的历史性转移。过去500多年里，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与相互冲突，到荷兰崛起及其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到群雄混战的“三十年战争”，再到英、法、德、俄、美等诸大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反复较量，直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大国博弈始终未停。大国兴衰起伏乃是常态，国际权力转移也是势之必然。

　　总体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大规模国际权力转移有三次。第一次是西班牙、葡萄牙衰落与荷兰崛起为“中心国家”。地理大发现后的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在对外殖民扩张中拔得头筹，与东方的香料贸易以及在美洲的银矿开发令它们暴富，但它们没有将财富转化为更先进的生产力，也从未取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因此，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心国家”，充其量只是地区霸权，而且它们的地区霸权地位注定难以长久。荷兰因工商业发展而快速崛起，西班牙对荷兰的长期控制终于引发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催生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荷兰依靠重大的金融制度创新、卓越的航海技能以及在国内生产中采用其他一些先进技术而确立优势地位，建立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经济金融霸权，成为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第二次国际权力转移是荷兰衰落与英国的崛起。荷兰的中心地位在17世纪达到顶峰，并一直维持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后来居上，在政治上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业革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经济、军事诸方面全面赶超荷兰，三次发动对荷战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殖民帝国，并在近百年的英法竞争中击败法国。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充当着世界经济霸权和“中心国家”的角色。第三次国际权力转移则是英国的衰落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超过英国；在20世纪前半段，美国不仅耐心地观察衰落的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千方百计地从欧洲列强留下的真空中寻找机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确立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此期间，每个“中心国家”的兴衰都构成一个完整的霸权周期。在霸权周期的前半段，“中心国家”依靠实力和信誉建立一套新的国际体系，推动和引领着国际体系运转，并在此过程中巩固和强化自身优势地位；在霸权周期的后半段，“中心国家”的经济先进性、政治合法性和安全威慑力逐步消逝，其他后起大国的重大科技创新造成世界经济增长区域的迁移和增长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心国家”的霸权根基不断受到后起大国的冲刷挑战，并最终在二者的冲突甚至是战争中失去中心地位［6-7］。大国博弈和国际权力转移必然带来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这一影响的核心方面是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同时推动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秩序演进，几百年间的世界形态因之不断进步。国家间竞争是推动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8］。在此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竞相追赶，主动或被迫实行变革，封建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催生更多数量的现代国家和更加健全的国家形态。现代经济体系、现代官僚体系、现代政党制度、现代社会组织逐步在各国确立，各国执政者不得不更加注重政府的运行效率与政治合法性。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及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更是强化了现代国家形态的多元性。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亦是成就斐然。在各国长期博弈和磨合的过程中，长达数百年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经济全球化越发铺展开来，国家间融合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高。主权独立、各国平等、尊重人权、和平共处等基本理念越发成为共识，在国际事务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大量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得以建立。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

　　世界现代化、大国博弈、国际权力转移这三个历史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的生产与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成为必然。世界现代化进程催生数量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的现代国家，这些现代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利己主义动机、它们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异以及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等多种因素，又促成了数百年来从未间断的大国博弈。大国博弈造成现代国家的兴衰起伏和国际权力不断转移，而权力转移造就了更有活力的大国登场，引领了特定时期的国家形态演进和国际秩序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