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的发展赋予了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以独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法国学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受到忽视；80年代以后，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经历了复兴与回归，研究范式从依照马克思主义转向重视历史语境；2018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兴趣复兴。法国史学界主要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推动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法国；社会主义；乌托邦

　　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是19世纪法国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从1833年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首次在法语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到1843年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erant）《社会主义原则：19世纪民主宣言》的发表，再到1848年5月起“民主和社会共和国万岁”（Viv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的普遍诉求，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谱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１)20世纪80年代起，在现实情境的推动下，法国史学界的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开始复兴，对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范式从原先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从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与研究早期社会主义。本文将着重分析这种复兴以及转变的原因，进而梳理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界关于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进展。

　　一、范式的转变及原因

　　对早期社会主义的研究从唯“意识形态”论转向回归社会语境，概括来讲，原因如下：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理论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有关；其次是法国学界自身研究旨趣的转变；最后与学界对19世纪历史的重新定位有关。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法国学界研究视角的更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早期社会主义受到学界长期忽视。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界定，影响了法国史家对社会主义史的编纂。(２)1870年以来的历史学者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３)，社会主义史的编纂表现出明显的唯意识形态论。其次，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忽视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停留于文本解读，忽略对社会行动的考察；关于19世纪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民情、改革诉求的分歧，缺少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最后，学界倾向于贬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宗教因素，早期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性被低估，导致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谱系中受到忽视。简化的阶级分析和浮泛的议论方式，不能达到对法国社会主义复杂性的有效认识。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自诞生起被界定为“空想”和“乌托邦”(４)，因缺乏科学性而受到批判。对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研究(５)，重于强调个体，而少于综合分析。一方面，这种研究取向夸大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19世纪对社会主义的表述混杂(６)，研究者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特质的界定也流于表面，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被冠以了乌托邦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名号。

　　但是，受到现实情境的影响，这种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打破。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青年远离政党政治，崇尚自我实现，无政府主义和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皮埃尔·布里雄（Pierre Brechon）在《法国人的政治文化》中认为，全球化以来，个人主义的强化，对政治文化的淡漠，催生了法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90年代后期，互联网替代传统媒体便利了交流，但也造成信息冗杂，有学者在书中直言，“我们正在处理一场知识危机”，当前法国应该“整合思想资源，提出能够支持未来的社会计划”。(７)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模式对全球化的不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加大了法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阻力。主流政党的全球化战略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窠臼，本该回应时局的左翼政党表现疲软，其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也失去了鲜明的左派特征和感召；2008年社会党出身的法国总理曼纽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宣称，19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不再符合21世纪的现状。2017年法国选情的右倾和极右势力的活跃，体现了选民对主流政党总体政策的失望。大部分左翼政党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认为社会主义在今天不再代表普通大众的期望。左翼政党的集体“失声”引起民众对左派政治未来的质疑。

　　面对此种状况，一方面，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究左派无力回应现实的根源。在相似的历史情境下，19世纪初诞生的社会主义理念如何弥合与工人阶层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重回19世纪的法国社会，当时社会主义者们的解决之道对于今天法国左翼政治发展的借鉴是学者们着重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自冷战结束，法国社会开始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学界从关注革命到弱化革命，转向强调社会建构。现实情境与19世纪法国社会的相似性引发了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升温。

　　为缓解社会矛盾，限制资本主义，法国左翼学者一方面延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８)；另一方面，他们继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反思。2015年由法国史学家合力著作的《当社会主义者创造未来》一书中，作者们认为，历史的相似性使得他们重新发现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序言中这样描述：“如同1830年初，‘苦难’、‘危机’、‘毁灭’这些术语再次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几十年的革命见证了工业资本主义、解放的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体的同时发展，当前我们必须运用解放的知识来巩固新的希望，继续创造未来。”(９)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学者们将目光重新对准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冷战引发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法国思想界由此步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１０)。为丰富批判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19世纪，从社会建构的层面反思民主，在历史中寻找避免极权政治的有效经验。这方面尤以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和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为代表，他们反思大革命研究，拓展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引发了法国学界对19世纪社会思潮的重视。

　　首先，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大革命的争论促使思想界反思民主。《思考法国大革命》将革命置于古拉格阴影下，傅勒对大革命的颠覆性阐释，开启了法国思想界反思极权主义的重要面向。乌托邦被视为“极权思想的发源地”，告别乌托邦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话语策略，19世纪早期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被打上“极权主义”烙印。以傅勒为代表的新自由派开始警惕乌托邦思想，1977年史学家保罗·本尼舒（Paul Bénichou）的《先知的时代》梳理19世纪早期法国的社会思潮(１１)，警告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可能带来极权主义的威胁。法国左派政治哲学家米盖尔·阿本舒（Miguel Abensour）对自由派拒绝乌托邦表示不满，他认为，将乌托邦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就是无视乌托邦思想内部的多样性，忽略了其内部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提倡回归19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本，正视其乌托邦色彩，重新认识现代性中的乌托邦思想与民主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他以一系列文集论述乌托邦(１２)，就乌托邦思想关于人“解放”的维度(１３)，指出其对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性。

　　反观以傅勒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对大革命的拒绝根植于对法式民主政治的怀疑。民主如何稳定、如何避免大革命中的政治理性主义导致极权，是他们重新思考法国政治的出发点。罗桑瓦隆尝试修正傅勒的局限，认为法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在于政治理性主义和人民主权的冲突，实现法国民主的正常化需要超越政治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超越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选择，调和人民主权和代议制，使得自由主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又不导致极权。(１４)

　　罗桑瓦隆认为，法国政治民主化来自于19世纪在乌托邦民主和自由主义两极中的探索。19世纪法国民主政治的构建不单源自以基佐（François Guizot）为代表的理性主权，更来自于社会的力量——要求改革的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思潮主张结社权和协作等方面影响了法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思民主，剖析现代社会中民主与乌托邦的关系，就要重新回到民主诞生的时刻，从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中寻找答案。

　　其次，法国学界研究旨趣的变化影响了早期社会主义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学界盛行的有关乌托邦与解放问题的讨论表明新乌托邦主义者与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这些现代乌托邦的构建者认为：“在这个犬儒化、政治冷漠、无处不异化的时代恰恰需要的就是乌托邦的批判、超越的精神。”(１５)为理解特定历史语境下早期社会主义文本的含义，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弗兰克·曼纽埃尔（Franck Manuel）以及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学者在早期社会主义文本中突出其人道主义主张与解放的维度，将社会主义者重新置于圣西门和傅立叶开创的解放现代社会对人的束缚、构建和谐生活的谱系中；90年代，学者雅克·洪希耶（Jacques Ranciere）和米盖尔·阿本舒遵从同样的逻辑，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建立乌托邦—解放—改革的维度。这些法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对早期社会主义采取了乌托邦话语的阐释路径，在论证复兴19世纪乌托邦精神的必要性上达成一致。

　　另外，法国学界将19世纪社会思潮与大革命引发的政治文化相关联。1978年《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俟出版便引发知识分子激烈讨论，以傅勒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开始挑战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的权威。傅勒本人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反映了20世纪末法国左派政治文化的分裂。(１６)在傅勒的影响下(１７)，更多学者开始重新挖掘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数次革命的论述(１８)，力求摆脱“雅各宾历史编纂学”的影响(１９)。大革命研究范式的转换也影响了史学家对19世纪早期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定位，他们强调19世纪的社会思潮同大革命历史语境的关联，19世纪的历史就是各方势力试图摧毁、重新塑造和完善大革命的尝试过程(２０)，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给出的方案则是以实证社会科学来重建道德，稳定秩序。因此，19世纪法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是1789年大革命引发的现代政治文化的体现。法国学者们为此所做的尝试体现在1989年以傅勒和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诞生”系列丛书中，第四卷以“恐怖”为名，从多个主题切近后革命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革命的紧密关联。如奥祖夫对大革命前后乌托邦思想的比较(２１)，强调了19世纪社会主义者重建社会的努力；威廉·希维尔（William Sewell）挑战了从弗朗索瓦·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到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的政治革命谱系，巴贝夫到路易·布朗（Louis Blanc）的社会革命谱系，强调了1796年社会革命与1840年社会革命的不同。

　　最后，对19世纪法国历史重新定位也影响了对19世纪政治史的解读。得益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表征的分析，法国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自19世纪以来现代化的伟大叙事，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复兴了政治社会史研究，自然也使得19世纪史获得了重新定位。学术界的这一动向有现实的考量，2013年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公布题为“政治信任度的晴雨表”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政治生活的愤怒达到极致”(２２)。经济困顿、社会问题重重以及政治运行于高风险之下引发民众认同危机，这一系列现实情境引发了学者对法国现代化成就的反思。2015年由伊曼纽埃尔·福海克斯和弗朗索瓦·雅黑日编著的《现代性觉醒：重读19世纪法国史》一书以一个问题开始，即如何阅读19世纪的法国？“19世纪法国史研究的新视角以现在的巨大挑战为前提”(２３)，对现代性的幻灭使得学者更加关注现代性凸显时人们的应对。同19世纪的社会改革者一样，21世纪的法国学者质疑现代性对进步和技术理性的迷恋，而理解现代性就要关注19世纪法国社会如何回应社会问题，关于进步、技术等社会话语如何构建。他们总结道：“通过解构这些分类，历史得到解放，通过揭示被遗忘的潜力，它将我们从令人窒息的现代主义中解放出来。”(２４)受到此类史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影响，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真正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回归其原本的历史语境。

　　二、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上述原因，法国学界关于早期社会主义的研究开始转向，转向之后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范式：一种是以探究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呈现其思想行动为目的；另一种以探讨法国现实问题为导向。法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从多角度展开，以下将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社会主义与宗教、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与技术等方面对早期社会主义研究新动向作简要评介。

　　第一，关于早期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社会中，“社会主义”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回归历史语境需要重新讨论“社会”“社会主义”等相关概念。对此，欧美学界已有相当清晰的梳理。(２５)随着回归历史语境，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的变化为学者们所认识。尽管学界在19世纪早期思想以“社会”为诉求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认同以“社会主义”称呼1848年之前的社会思潮，但是关于使用“乌托邦”定义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却引发了相关学者的讨论。2014年娜塔莉·卜丽芒（Nathalie Brémand）在《历史批评》第124期的引言中质疑以“乌托邦”定义19世纪社会主义，她认为，“乌托邦”导致人们对19世纪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的误读。(２６)“乌托邦”在19世纪初多被保守派和自由派引用以嘲讽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方案，甚至社会主义者内部也用“乌托邦”来互相抨击，随后在第三共和国史学家的笔下，无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都被冠以“乌托邦”的称号。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强化了这样的用法。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欧各国改革的失败，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的出版，斯大林体制极权性质得到揭露，人们逐步将“乌托邦”同独裁专制联系在一起。2000年4月至7月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与纽约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名为“乌托邦：探索西方理想社会”的展览就体现了时人在乌托邦与极权政治之间所做的关联。(２７)这种忽略历史情境，无视乌托邦思想内部特殊性的做法，影响了公众对乌托邦思想的认知。因此，卜丽芒呼吁当前人们应该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重新思考乌托邦，回归历史语境，解除对早期社会主义的偏见。

　　第二，法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宗教因素。(２８)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考察社会主义学说的宗教根基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以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为例，他从“可完善性”观念和进步原则中梳理19世纪的历史哲学，提倡融合基督教博爱思想与人文主义交织的人性宗教。在米盖尔·阿本舒看来，这就是以勒鲁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法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独特贡献——开辟一条有宗教维度的政治解放之路。除此之外，19世纪上半叶还有菲利普·毕舍（Philippe Buchez）、路易·布朗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带有明显的宗教性，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殊性也被以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为代表的社会党继承。不论是饶勒斯还是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他们都没有放弃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中“几乎宗教式的体系”(２９)，寻求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法国社会主义进行调和并使之本土化的所有要素。

　　第三，早期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多样性。以前被忽略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例如圣西门主义者伊萨克·佩雷（Isaac Pereire）(３０)、傅立叶主义者维克多·孔西得朗(３１)、阿尔伯特·拉邦耶纳（Albert Laponneraye），以及弗罗拉·特里斯当（Flora Tristan）等人。关于圣西门、傅立叶及其门徒的研究，则从关注圣西门和傅立叶本人的思想行动之外转向对其门徒思想行动的关注。

　　第四，考察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伴随着政治概念史和政治社会史的复兴，法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从聚焦特定的社会主义者到关注其思想的传播与接受。2015年由托马斯·布歇（Thomas Bouchet）、文森特·卜和德（Vincent Bourdeau）等众多学者联合主编的《当社会主义者发明未来》一书通过梳理1826年至1860年间的社会主义报刊，来分析改革社会的话语是如何生产并传播的。作者们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名字，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实际上是他们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体现，而报刊作为19世纪新兴媒体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历史学家米歇尔·里奥-萨西考察了社会主义思想在1830年至1848年里昂手工艺人群体中的传播(３２)，及其如何促使法国工人萌生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改革诉求。除了这些综合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关注个别思想家在19世纪社会中的接受，例如勒鲁的思想在南美民主革命中的传播，傅立叶思想在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中的接受与传播等。(３３)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关注法国与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渊源，如雅克·维亚尔以勒鲁为例分析其对同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３４)，维亚尔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早在接受马克思的著作以前就在勒鲁和乔治·桑（George Sand）那里发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中左派知识分子与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渊源。

　　第五，以现实为指向。他们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工业革命早期的技术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互动。例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雅黑日《驯化普罗米修斯：浪漫时代的社会主义和技术（1820—1870）》(３５)一书探讨社会主义者针对技术的矛盾情感。作者指出，19世纪前半叶关于技术改变社会的讨论在法国公共舆论中流行，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质疑技术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社会主义者们以“普罗米修斯”作为技术进步的代名词，他们创新劳动组织缓解“普罗米修斯”造成的社会问题。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社会主义者的技术理论同当时的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技术理论之间的差异，强调19世纪社会主义者通过在社会中普及“劳动”的概念以适应法国现代性进程。

　　三、结 语

　　在认识到法国学界关于早期社会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借此推进与拓展这一研究领域。

　　第一，尽管近四十年来社会主义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某些重要领域仍然亟待研究。例如对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重视。一方面，共和制的问题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早期社会主义者对19世纪法国殖民问题的立场缺乏研究。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文化传播任务”就是以共和国的名义得到很多圣西门主义者支持，其他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帝国侵略，目前尚没有对这段时期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就此问题立场的系统论述。

　　第二，关于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与传播的研究，主要以英美学界对阿尔及利亚、巴西和美国等地的研究为主(３６)，尚未见到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在反思社会主义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19世纪法国早期社会主义与法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研究旨趣体现了浓厚的现实背景，对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的解读，从唯意识形态论到弱化意识形态，转向历史语境的回归，关照思想在社会层面的互动接受，强调法国社会主义传统与法式共和主义的内在关联等重要问题，使得19世纪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局面焕然一新。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对世界经济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现代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已经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说：“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情形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３７)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将重现19世纪欧洲的场景，贫富分化的差距持续被拉大，平均主义的先锋思想被遗忘。历史总是相似的，当前法国政治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下陷入困境，这种全面危机实际上就是19世纪法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病态反应的再现。因此，回溯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今天的法国乃至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１)　 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史，英美学界对此已有诸多探讨，本文拟取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社会”维度来统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主要的改革思潮；关于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兴盛的时间界定，本文选取1830年至1852年这一时间段。因为1830年的七月革命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成熟，1852年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后，社会主义者面临流亡或拘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遭到查禁，标志着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

　　(２)　 英国学者大卫·利奥波德认为，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编纂误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参见David Leopold，“The Structure of Marx and Engels’Considered Account of Utopian Socialism，”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26，No.3，2005，pp.443466。

　　(３)　 Pamela Pilbeam，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1991，p.10.

　　(４)　 法国学者卢多维克·弗罗贝尔认为，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经历了从恩格斯、以赛亚·伯林到约瑟夫·熊彼特的三次批评。参见Ludovic Frobert，“French Utopian Socialists as the First Pioneers in Developmen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5，No.4，2011，p.729。

　　(５)　 L.Reybaud，Études sur les réformateurs contemporaines ou socialistes modernes：Saint-Simon，Charles Fourier，Robert Owen，Paris：Nabu Press，2011，p.137.

　　(６)　 1848年革命之前的众多社会主义者以建立一种“社会科学”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社会的主张，1848年六月起义遭到镇压之后，“社会主义”一词开始被社会主义者赋予政治意味，以支持建立“民主和社会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

　　(７)　 Thomas Bouchet and Vincent Bourdeau，Quand les socialiste invente l’avenir：Presse，theories et expériences，18251860，Paris：La Découverte，2015，p.7.

　　(８)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经济界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2月17日，法共《人道报》在巴黎举行马克思主义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加剧，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的解决带来答案。

　　(９)　 Bouchet and Bourdeau，Quand les socialiste invente l’avenir：Presse，theories et expériences，1825-1860，p.6.

　　(１０)　 Warren Breckman，“Democracy between Disenchantment and Political Theology French Postmarxism and the Return of Religion，”New German Critique，No.94，2005，p.72.

　　(１１)　 Paul Bénichou，Le Temps des prophètes.Doctrines de l’âge romantique，Paris：Gallimard，1977，p.590.

　　(１２)　 Miguel Abensour，Le Procès des maîtres rêveurs，Paris：Sens & Tonka，2013，p.61.

　　(１３)　 这里“解放”的维度指的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提倡世俗宗教引导人性摆脱束缚，为人类开辟政治解放之路，从而保持自由。

　　(１４)　 参见Andrew Jainchill and Samuel Moyn，“French Democracy between Totalitarianism and Solidarity：Pierre Rosanvallon and 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76，No.1，2004，pp.107154。

　　(１５)　 李永虎：《论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复兴乌托邦精神的若干路径》，《河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24页。

　　(１６)　 参见Christophe Prochasson，“François Furet，The Revolution and the Past Future of the French Left，”French History，Vol.26，No.1，2012，pp.96117。

　　(１７)　 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１８)　 他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了解与认识法国革命的角度重新梳理马克思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态度。参见David Gregory，“Karl Marx’s and Friedrich Engels’ Knowledge of French Socialism in 18421843，”Historical Reflections，Vol.10，No.1，1983，pp.143193；Leopold，“The Structure of Marx and Engels’Considered Account of Utopian Socialism，”pp.443466。

　　(１９)　 Prochasson，“François Furet，The Revolution and the Past Future of the French Left，”p.98.

　　(２０)　 François Furet，“Presentation，”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F.Furet and M.Ozouf eds.，Oxford：Pergamon，1990，p.507.

　　(２１)　 Mona Ozouf，“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u tribunal de l’utopie，”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F.Furet and M.Ozouf eds.，Oxford：Pergamon，1990，pp.561575.

　　(２２)　 陈新丽、冯传禄：《奥朗德的困境——试析当前法国政治生活》，《法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页。

　　(２３)　 Emmanuel Fureix and Françoise Jarrige，La modernité désenchanteé，relire l’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Français，Paris：La decouverte，2015，p.15.

　　(２４)　 Fureix and Jarrige，La modernité désenchanteé，relire l’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Français，pp.385386.

　　(２５)　 学者雅克·甘斯强调了“社会主义者”这一术语诞生的英国因素。参见Jacques Gans，“L’origine du mot ‘socialiste’ et ses emplois les plus anciens，”Revu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Vol.35，No.1，1957，pp.7983。索维尼则将“社会主义”一词追溯到1765年的意大利，指出了法语的“社会主义”一词的意大利根源，丰富了甘斯的研究。参见G·de Bertier de Sauvigny，“Liberalism，Nationalism，Socialism：The Birth of Three Words，”Review of Politics，Vol.32，No.2，1970，p.147；学者吉乐哈穆则讨论了法语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的产生、使用与西耶斯强调“社会艺术”或“社会的科学”之间的关系。参见Jacques Guilhaumou and Sonia Branca-Rosoff，“De‘société’à‘socialisme’：l’invention néologique et son contexte discursif.Essai de colinguisme appliqué，”Langage et société，Vol.83，No.84，1998，pp.3977。

　　(２６)　 Nathalie Brémand，“Introduction：‘Socialistes utopiques’，les mal-nommés pour en finir avec le socialism utopique，”Cahiers d’histoire.Revue d’histoire critique，No.124，2014，pp.1324.

　　(２７)　 在展览目录中，主办者塔尔指出，许多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暗示出现在《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王诚译，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16年）中。

　　(２８)　 Edward Berenson，“A New Religion of the Left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Radicalism in France 18151848，”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p.543.

　　(２９)　 阿兰·贝尔古尼欧、吉拉德·戈兰博格：《梦想与追悔：法国社会党与政权关系100年（1905—2005）》，齐建华译，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３０)　 Helen M.Davies，Emile and Isaac Pereire：Bankers，Socialists and Sephardic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233.

　　(３１)　 参见Jonathan Beecher，Victor Considéran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Romantic Socialis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３２)　 参见Michele Riot-Sarcey，Le Réel de l’utopie，Paris：Albin Michel，1998，以及Le Procès de la liberté：une histoire souterraine du xixe siècle en France， Paris：La Découverte，2016。

　　(３３)　 参见Pierre mercklé，“Utopie ou ‘Science Sociale’？Réceptions de l’œuvre de Charles Fourier au XIX e siècl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5，No.1，2004，pp.4580。

　　(３４)　 参见Jacques Viard，Pierre Leroux et les socialistes europée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2。

　　(３５)　 Francois Jarrige，Dompter Prométhée：Technologies et socialismes ã l’âge Romantique（١٨٢٠١٨٧٠），Besanç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he-comte，2016.

　　(３６)　 帕特里克·布琼：《法兰西世界史》，张新木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77－478页。

　　(３７)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