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著名的“五一口号”，其中第5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的作用使其具有了新的涵义。当年中共五大书记在讨论“五一口号”时，周恩来曾说，从形式上看，新政协是恢复1946年政协会议的名称，但性质已经不同了。“五一口号”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新的涵义？新就新在没有反动派参加，新就新在各党派真正平等协商，新就新在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新政协是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政协

　　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参加者不仅包括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还有主张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而且它是召集方。国民党当时虽然同意了政协会议通过的改组政府等五项决议，但出于维护一党专制统治需要，不久之后还是撕毁了政协决议，随后又召开了“制宪国大”，暴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面目。

　　中共号召召开的新政协，其参加者则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均属于民主阵营的成员。鉴于“五一口号”无法系统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5月1日晚上，毛泽东致电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对“五一口号”的内容作出补充，其中明确指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范围，“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也就是说，属于美帝和蒋介石集团的单位与代表是不能参加新政协的，可见，中共在“五一口号”中主张召开的新政协，实际上已经把国民党反动派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尽管还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首次明确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建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从当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五一口号”的解读，可看出新政协是把美蒋反动派排除在外的。1948年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指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他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时期，美蒋已成为民主党派的敌人，民（社）、青（年）两党已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中间路线和伪自由主义者已完全失去了作用。所以这个新政协的构成分子，应该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在香港的何香凝等232人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说：“我们觉得这口号深刻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体妇女的要求……所以新政协里面，必须以人民大众为主导，决不包含反民主的反动独裁集团。”上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五一口号”的解读，符合“五一口号”的初衷，体现了“五一口号”的深刻含义，从而赢得了一切革命阶级、阶层和人士的拥护。

　　新政协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真正平等协商的政协

　　政治协商的前提是协商主体之间的平等，旧政协虽然具有协商精神，但国民党和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代表之间并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谭平山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中说过，“反动派把持的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傲，而蒋氏隐然是政协的中心。”而在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召开的新政协这里，各党派之间是真正平等协商的关系。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致电中就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与实施步骤等问题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或者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期待“二兄”“赐示”。共产党谦逊的态度、宽广的胸怀，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赢得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拥护。5月2日，在《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我党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中共中央强调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实施步骤等都要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征得他们的同意，新政协做出的决定都要取得与会者的“自愿同意”而“不得强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平等协商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精神，充分体现了新政协中各党派之间真正平等关系。

　　协商各方权利是否平等，不是由掌握军队的共产党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参加协商的各方主体说了算。柳亚子、茅盾等各界民主人士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中深有感触地指出：“将来的政协是人民的政党用民主的方式和全国所有的民主势力的代表们平等商谈国家大事。”谭平山说，“五一口号”能够“扫清一切对中共企图一党专政的造谣的中伤”。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在宣言中说，新政协是人民的、平等的。各党派在新政协中的平等地位，更加坚定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新中国的决心。新政协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平等协商的平台，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平等协商的专门机构正式成立。

　　新政协是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政协

　　旧政协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包括多个党派和社会贤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其代表性并不广泛，参加旧政协的仅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所谓五方共38名代表，其他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虽然都很关心会议的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但都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甚至“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因此，旧政协的民意基础并不雄厚，而且参会者代表了民主和反民主两大阵营。谭平山说：“这个旧政协含着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势力，构成的成分是不纯的。”“五一口号”号召召开的新政协则不仅是“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且“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最大限度地囊括一切“反美帝反蒋党”者。因此，新政协的参加者除去民主党派之外，还包括了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使其具有了最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旧政协的“党派会议”所不具有的。

　　从当时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或声明中，也可见新政协具有的广泛代表性。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宣言中说：“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代表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中国致公党也在宣言中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是以革命爱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组合而成，当然与旧政协的党派会议在性质上要求上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一切革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

　　按照最大限度地囊括一切“反美帝反蒋党”力量的原则，经过各方协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最终达到45个，包括14个党派、9个区域、6个解放军部队、16个人民团体，因担心“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代表人数也由最初的180人，一再增加，最后达到662人，其中甚至还包括“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充分体现了新政协广泛的代表性。

　　由上可见，“五一口号”表明新政协从一开始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开辟了我国政治协商的新境界，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