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政府治理实践中需要借助一些数字平台、数字软件和网络工具来提升政府治理的绩效、提升为人民服务的便利程度、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作为治理工具的数字手段无所谓好与坏，关键是看对工具的使用是否合理有效。“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让基层苦不堪言，增加了行政组织运行的成本，也扰乱了上下级间的有序关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要求切实有效地避免形式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潜伏与变异，真正让数字工具发挥其积极作用。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数字工具使用上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基层干部群众对不切实际的数字工作不堪其扰，对“数字负担”怨声载道。目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数字工具使用上存在以下几种不合理之处：

　　一是数字手段使用的泛化。目前行政体系内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数字崇拜”，认为数字治理更客观、更科学、更有效，所以就应该将之推广到各个领域。的确，数字平台有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在行政体制部门间协同中作用较为积极。但从基层工作性质上看，更多的工作内容应该是直面群众的工作，靠得更多的是下乡入户、访贫问苦、交流互动，而不是造表格、填数据，对基层工作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群众的满意度，而不是“上网入库”的完成度。可以说，基层是最不需要数字化手段的地方，是最需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基层干部的精力和热情是有限的，如果都消耗在做数字工作上，哪里还有时间去做群众工作？

　　二是数字成本的向下转嫁。很多基层干部对“做数据”苦不堪言的原因是，上级的数据要求又多又乱又杂，时间上要求又急又紧，而且明明之前提交过数据，过几天又要一遍。明明工作都做完了，又要求在系统、平台上再录一遍。有的部门将基层干部变成了数据员工，要求APP达到一定的安装率，某些公众号要达到多大的关注度，一些文件、通知、稿件要达到多大的转发量，这就逼得基层干部不得不变身“数据工”，日常工作围绕数字达标而空转，本职工作被丢在一旁。

　　三是将数字平台变成了控制基层的工具。如果是在“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下，基层只要能解决好具体问题就行了，而在“数字主义”和“技术主义”逻辑下，基层治理绩效就可以被量化为具体数字，基层干部的治理行为就可以被标记为特定的数字行为，于是乎基层日常工作被各种打卡、填表、转发、回复所替代，上级部门的数据管理工作也就成了该部门的核心工作。进而基层干部的各种数字活动便成为替上级部门完成任务，基层干部的配合程度成为上级考核的依据，上级部门也达到对基层干部的量化控制。最终结果是，体制内部围绕数字平台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繁荣之下却是实质工作内容的缺失，而基层被卷入了繁重的数字游戏之中，数字治理变成了基层的数字负担。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本质是官僚主义

　　摆脱“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激活基层积极性。基层之所以是基层，是因为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直面人民群众的界面，基层治理既要面对千家万户的不同需求，还要处理各种突发的“疑难杂症”，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过程中还要以低成本方式来实现。靠着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很多问题也才能被积极有效地化解，基层秩序才能实现简约有序。问题是，当前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上级既不相信这种做工作的“艺术”，也不相信基层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也不相信基层干部的基本能力与人品。上级更愿意相信没有人格属性的数字、相信各种数字软件和平台、相信数字呈现出的治理结果。

　　克服“技术主义”迷信，让基层回归群众工作之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本质上是技术主义叠加官僚主义的产物。行政科层体系有其内生缺陷，因此一些人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弥补政府治理的某些不足。问题是，技术治理也有其内生缺陷，而且随着各地数字化治理实践的展开，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对技术手段的“迷信”，这也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一些人认为“管数”要比“管人”更科学、更现代，因此大力推行应用软件、技术平台和工作流程等，殊不知，“管数”也会造成较大的治理问题。“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如果只是在科层组织内部运行，其危害也无非是增加了官僚体系的运行成本而已，“都是体制内的自娱自乐罢了”。

　　实事求是地为基层减负，实现低成本、高成效的治理。站在基层的视角，大家都知道，形式主义的根子不在基层而在上级，有的时候形式主义也是对上级命令主义的一种消极应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具体的解决办法很多，归根结底还是要保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真正地讲人民群众的“政治”，而不是讲官僚主义的“政治”。

　　在基层治理层面，应摆脱形式主义任务的挤压。当前基层治理普遍面临行政化的压力，导致基层大量的时间精力并非花在回应村落内生需求上，而是花在完成大量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上。我国的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简约治理的需求，在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一级，乡村干部可以通过艺术的“做工作”的方式解决大量日常治理的关键事务。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总是在占据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大部分工作都在完成文牍性、数据性任务，简约治理优势是否还存在？基层能否重建治理的政治化通道？当前，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已经在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具体机制上做了部署，也制定了工作进度表。在接下来的整治实践中，各级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做到为基层真减负。

　　（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