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与建议本来都好，就是总咬住一条不好。哪一条呢？就是要求增设人员和编制，增加实务操作的工作人员。实在没有这个可能的，也孜孜不倦地要求增设工作专班，各方抽调人员还要确保到位。这种建议弄得高层领导、财政部门、编制部门、综合部门包括被抽调的机关部门都很“挠头”：不支持似乎是不重视，但支持起来那可是没完没了的“无底洞”。这就是一种用行政化思维处理问题的方法。

　　原本行政资源有限，已成勉为其难之势，结果还要继续增加不必要的社会负担。增加人员和编制，其实就是增加财政支出中最需要控制和压缩的行政性支出。这在当年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税收节节增长的时候，可以说问题不大。但到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税增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那就要极其慎重、不可轻言了。当然，如果只是既有部门和编制因职能变动而在原有总盘子中的结构优化，并不会新增行政开支的负担，那就另当别论。这种调整利益格局、动奶酪的事，属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好事，那倒是要理解和支持的。

　　久拖不决或效果不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万不可“政策供给”货不对路。譬如有的问题积重难返、已成大的被动和隐患，其中既与思维混乱有关，又与对策反复多变有关；既与选择性执法有关，又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有关。

　　我们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行不悖，但这种理想局面的出现，不是二者的半斤对八两、平分一秋色。恰如中央一再强调的，我们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是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和力戒行政化思维相联系的，是如何在市场化、社会化思维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应当做好事，但一般应是提供普遍适用的基础设施：硬的如水电路信，软的如政策法规。“法无禁止即可为”，依法行政是正道。当然，法规制订的重心，要落在“不可为”之事的确认和相应的处罚上，防止事务化、庸俗化倾向。

　　政府是把方向、稳大局的，该管的当然不能“躺平”。但是否就都要亲力亲为、干脆下场呢？那可不行。足球场上球员22人，裁判只需3人，再多就是“搅局”了。但裁判怎么把握赛场？那不还有协会、球队和规则嘛！政府要学会影响和带动他们。

　　政府需要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经济建设也是全党工作的重心。但也不要因此忘记了，市场还有其“看不见的手”之自调节作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今要注意的，是不要走“回头路”。在全面小康实现、现代化新征程开启以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现代化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紧迫。这时就需要政府将工作的重心适时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建设方面来。为此行政资源不够怎么办？那就在经济建设领域，多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多多通过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甚至平台公司去带动整个生态，从而腾出手来加强社会方面的建设。当然，社会建设更要善于发挥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