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先后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呈现出三种理论光谱：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单一型”理论光谱，二是20世纪九十年代到2010年前后的“对立型”理论光谱，三是2010年至今的“弥散型”理论光谱。这些发展阶段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即从“相对单一”向“相对多元”再向“高度多元”社会结构的转换。每一种社会思潮都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利益，旨在影响道路或政策选择。“发展”和“引领”是应对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基本途径，即以发展消解社会思潮的存在基础，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发展。

　　关 键 词：改革开放；社会思潮；发展阶段；内在本质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社会思潮是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在20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1世纪初“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无一不徘徊着社会思潮的影子。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亦十分明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所谓“思想战”局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试图为中国发展指明方向；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思潮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刻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等思潮试图把中国引向西方发展道路；时下，社会思潮正经历整体转型，一大批前所未有的社会思潮进入聚光灯下，吸引大批追随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①，对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新挑战。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内在本质，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抓手。

　　“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潮”大致含义相同：政治思潮主要就内容而言，社会思潮则主要就社会影响而言。②总的来说，成为社会思潮须满足以下四个标准。一是思想性。社会思潮必须以特定理论立场作为出发点、以对突出现实问题的分析作为基础，通过理论立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而形成体系化的理论。二是社会性。社会思潮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度。一种观念如果仅停留在知识分子内部而未形成社会影响，那是学术观点的表达而非社会思潮。三是政治性。即社会思潮以影响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或重大公共决策为目标。这一目标具有一定的迂回性，即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再到政治精英的影响路径。四是非主流性。社会思潮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具有稳定和连贯性，尤其不像主流意识形态那样得到执政者支持。

　　新中国从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经历了各种重大政治运动，社会思潮难有立足之地。但从改革开放启动至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多元化，社会思潮呈蓬勃发展之势。故在时段选取上，本文论述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从改革开放启动至2020年。这一时段大致可以以1990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为界划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与变异”阶段，九十年代到2010年前后的“分化与争鸣”阶段，2010年至今的“调整与转型”阶段。③接下来将分别分析这三个阶段的理论光谱，总结阶段变化后面的内在本质。

　　一、萌芽与变异阶段：单一型光谱

　　改革开放后社会思潮的兴起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思想解放运动和发展重心转移。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反复涤荡下，社会思潮难有立足之地。1978年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随后的思想解放局面，给长期被束缚的思想界带来解放。同时，国家建设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则促使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方向。④正如当时有学者谈到的：“‘文革’对我影响很大。‘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出(处)去’的问题又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了。当我打算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当然会想到学一些能直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学问。”⑤时代转捩为社会思潮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顿时宽松的思想环境、日益开放的对外政策和市场化的改革导向，给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带来巨大思想冲击，结合自身生存经历，他们试图诊断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为中国健康发展指明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为基本思考框架，现代西方国家则成为主要参考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使许多知识分子内心倾慕。这种心理取向汇集在一起酝酿出一股强大的“西化”思潮，并被冠以“新启蒙主义”名称，即认为中国社会首要的一点是“启蒙远未完成”“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⑥

　　“新启蒙主义”秉持“西体中用”的错误思想理念，即把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应用于中国，希望中国成为类似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如李泽厚认为，“‘西体中用’，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在政治上巩固下来，然后把中国精神加入进去”⑦。在方式上，新启蒙主义代表人物王元化主张再来一次类似于群众运动的启蒙运动，并为此创办刊物，努力推广。⑧另一名代表人物李泽厚则认为，新启蒙的关键是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启蒙的方向是什么？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不是群众运动了，不是呐喊，而是怎么样完善制度上的改革……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建设，这方面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步骤。”⑨总体而言，“新启蒙主义”不再诉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从西方自由主义那里汲取灵感，吁求中国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在定位上，新启蒙主义将自身定位于“五四”的延续，试图进一步深化“五四”唤起的启蒙精神。王元化晚年回忆道：“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也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在‘五四’的问题上，仍像今天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⑩在新启蒙主义看来，五四运动接榫西方民主、科学精神，主张通过在文化上维新国民来建立现代中国。然而，“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由于此后危亡的形势而使救亡压倒了启蒙。(11)因此，“五四”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为后来“文革”等灾难性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注脚。正因为如此，在部分知识分子看来，必须继承和深化“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兑现自由、独立、平等等价值，只有维新了国民，中国才能真正转变成现代国家。(12)

　　但如汪晖所言，“‘新启蒙’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由众多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构成”(13)。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该思潮中均有反映。这些彼此歧异的思想倾向只在两个方面存在共识：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定位改革目标，为中国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也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新启蒙主义”才称得上是“单一”的社会思潮。以汪晖的概括为基础，新启蒙主义的核心主张如下：

　　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把西方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并以此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14)

　　尽管新启蒙主义在倡导现代化、市场化和思想解放等方面与改革开放初的国家政策存在契合之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害社会思潮，它站在“西体中用”立场上要求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而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新启蒙主义进一步蜕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危害性进一步彰显。它打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公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给当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后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认为它本质上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5)。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股以“新启蒙主义”为开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收尾的有害社会思潮终于被画上句号。

　　二、分化与争鸣阶段：对立型光谱

　　在经历了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短暂低潮后，社会思潮很快由于下列原因而得到蓬勃发展：一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大大刺激了社会思潮的发展；二是日益开放的国门和密集的中外交流为西方社会思潮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三是鉴于新启蒙主义最终导致的问题，知识分子群体做出反思和调整，大部分人放弃了新启蒙主义的策略而诉诸更加多元化的路径来思考中国发展道路；四是改革开放初实行的留学政策开始显现效果，大量留学欧美、日本的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把自己对西方的观察也带回国内。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成为推动社会思潮分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二阶段的跨度大致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持续到2010年前后，期间各种思潮此消彼长、相互竞雄，形成了一幅斑驳的理论光谱。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新儒家则是这一光谱中色彩最为鲜艳的六种，分别表征了“效法西方”与“立足本土”的对立性发展构想。由于本文定位于勾勒社会思潮的理论光谱而非针对特定思潮，同时由于不少著作已对其中的特定思潮进行过专门研究，(16)故接下来将在阐明这些思潮基本主张的基础上，总体勾勒这一阶段的理论光谱。

　　(一)效法西方的道路构想

　　第二阶段的社会思潮尽管高度分化，但“效法西方”是当时众多思潮的共同立场之一，持这一立场的社会思潮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论、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六种。其中，新自由主义主张效法西方经济制度；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论持基本一致立场，都主张中国发展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西式宪政模式；历史虚无主义与普世价值论互为表里：前者以虚无中国文化为己任，后者则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民主社会主义则汇总所有这些西化主张，形成一种总体性政治构想。故可把上述六种思潮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分别以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和普世价值论作为典型。因为相对公民社会等其他思潮而言，这三种思潮对我国造成的危害最为根本，国家对之投入的批判精力也最多。(17)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西化构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18)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耦合的一面。如新自由主义研究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19)在凯恩斯主义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问题之后，蕴育已久的新自由主义终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登上西方意识形态宝座，出现风靡一时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华盛顿共识”等政策模式。(20)新自由主义把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作为核心主张，主张降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削减社会福利，国有企业、公共服务私有化，清除商品、服务在全球自由流动的障碍，促进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从劳资合作转变为资方统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21)通过这些政策，资本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中获得解放、活力全面提升，并依托新信息技术而在全球范围内支流四溢，催生出引人注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全面启动市场化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效率优先、减少政府计划、吸收外来资本、合理资源配置、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成为改革重点。这些内容与新自由主义主张不无契合之处，从而助推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先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人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随之而来的则是“产权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货币主义”等成为思想界的时髦学说。以这些学说为基础，部分学者开始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建言。比如，以产权理论为基础，张五常主张将改革重点放在解决私有产权问题上，实行彻底私有化政策；(22)其他部分学者则聚焦国有企业，认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矛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3)新自由主义两面出击：一方面致力批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则大力宣扬以私有产权、市场化和开放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1992年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24)其时，新自由主义超出学术界而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尽管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存在某些契合之处，但它本质上是要挑战和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以个体主义理念来取代集体主义理念，以全面私有制来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完全市场化取代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合理性，以彻底全球化拱手出让我国经济主权。如部分学者所言，如果以新自由主义来指导中国改革，不仅脱离中国实际，而且将导致十分有害的后果。(25)

　　第二，宪政民主思潮的西化构想。宪政民主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多种刺激。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的内在诉求。新自由主义对于私有产权、契约经济、最小政府的强调对有限政府形成内在诉求，这一诉求契合了宪政民主思潮的基本主张。其次是社会变化带来的刺激。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人们的经济和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全面增强。这些变化为宪政民主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内在动力。最后是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相继被载入宪法。这些变化使部分知识分子产生错觉，认为中国正朝着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向迈进。到21世纪初，宪政民主思潮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

　　宪政民主思潮内部派系林立，其中“泛宪派”和“社宪派”是两个最主要的派别，其他一些派别的影响力相对要小得多。“泛宪派”主张彻底摒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社宪派”则更加注重中国国情，主张在重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宪政民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实际上，“泛宪派”与“社宪派”只是在通往宪政的路径上存在差异，其核心主张基本一致：都以个人自由、人权为原点，对集体主义价值和共同体利益则持沉默或反对态度；都主张“有限政府”，认为政府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必须将政府权力限制到最小限度；都主张“司法独立”，倡导以独立的司法权来制约党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建立“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制度，把宪政看做是“宪法的超党派实施”和“党在法下”；都主张“普选制”，或者主张将普选制与政党政治相结合(泛宪派)，或者主张将选举权与各层次的治理相结合(社宪派)。

　　从这些主张可看出，中国的宪政民主思潮承袭了其西方衣钵，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宪政民主论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社会思潮，其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把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地方性”政治制度，在价值上抬高为优于其他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性”模式，并要求中国追随这一模式。但众所周知，即使在西方内部，不同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设计，根本不存在“普世性”的宪政民主模式。

　　第三，普世价值论的西化构想。不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宪政民主论，都要求有相应的文化观念为其辩护，普世价值论正好扮演了这一角色。如前所述，普世价值论与历史虚无主义互为表里。先从后者说起。改革开放初，借纠“左”、反思历史和思想解放之机，社会上出现一股以否定中国历史文化为旨趣的虚无主义思潮。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电影《河殇》，它把中国传统文明定义为封闭、落后乃至失败的文明，认为中国应主动融入以西方为代表的开放、进取的先进文明。借助20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发展的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这股思潮在第二阶段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包装成学术面孔，历史虚无主义构建了“告别革命论”“西方殖民有功论”“西方侵略有功论”等理论，同时还形成了“重评历史”“虚构历史”“恶搞历史”“戏说历史”等成熟手法，如把孔子描写成“修侠情圣”，把杜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等。(26)无论何种理论或手法，目的都在于搅乱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历史认知，从而挖空中国文化根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27)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上，普世价值论则以西方价值观取而代之。所谓“普世价值”，即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正义泛化为全人类价值，认为中国也必须建立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普世价值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一旦其泛化得逞，不仅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侵略发展中国家的行径得以正当化，而且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价值也被侵蚀和替代，从而为西方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埋下伏笔。

　　在2010年前后，一方面由于这些思潮不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则由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加强，上述社会思潮陆续退潮。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问题的严重性，新自由主义在西方逐步衰落。在中国，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央高层对新自由主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开始把它作为一种错误思潮而加以严厉批判。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逐步失声。由于国内维权、抗争等运动频发所导致的社会稳定问题，宪政民主思潮中的“泛宪派”在2008年后开始受到严厉批判，但它作为一种思潮并未绝迹。2014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强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主张的提出使“社宪派”感到发声机会，“社宪派”曾一度活跃。但为时未久，中央管理部门对宪政民主思潮的警惕性明显提高，“社宪派”声音逐渐衰落，开始转向宪法监督、审判独立、配套立法等更加实际的议题，宪政民主思潮从此变得沉寂。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在2010年之前也曾形成较大社会反响，但随着十八大以来党对思想战线工作的全面加强，普世价值论遭到严厉批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015-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错误社会思潮批判文选”丛书，对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集中清算。

　　(二)立足本土的道路构想

　　第二个阶段也出现了一批立足本土的社会思潮，主要包括传统左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大陆新儒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六种。其中，传统左派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初“真理标准”讨论和20世纪九十年代初“姓社姓资”争论中，阶级斗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其核心主张。(28)随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传统左派声音逐渐消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第二阶段也较为瞩目，前者反映了中国大国崛起和中西方摩擦加剧背景下的大众心理；后者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和社会裂痕扩大的大众心理。但这两种思潮当时仍处于抬头阶段，真正变得瞩目是在第三阶段。总体而言，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大陆新儒家是第二阶段本土取向的三种典型思潮，反映了本土内生性思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基本主张。

　　首先，“新左派”的发展道路构想。新左派主要是因应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党的十四大后，市场经济改革全方位展开，不仅个体经济、合资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增长迅猛，国有企业改革也全面铺开，大量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改制，职工原有的“铁饭碗”被打破，下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市场经济快速做大了经济蛋糕，但由于分配、医疗、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蛋糕分配却迅速失衡。从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8迅速攀升至2003年的近0.44，短短25年积累起巨大的贫富差距。(29)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刺激了新左派思潮的兴起。

　　新左派的核心主张主要包括：一是认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抛弃社会主义而正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如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迅速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贸易体系，而且成为其中的活跃部分。(30)二是对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持批判态度，认为劳动正失去社会主义性质，劳动者沦为纯粹劳动力，资本获得支配性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31)三是批判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公正和社会伦理问题，包括两极分化、为富不仁、权力腐败以及人格浮躁，缺乏谦卑、感恩、敬畏等。如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32)四是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只能受发达国家的剥削，中国因此不应加入全球化进程，而“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33)。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新左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中国本位与全球化等重要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并出现轰动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论战。(34)新左派尽管看到并试图纠正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问题，但它过于夸大了改革的问题性，把改革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相提并论，对全球化也持封闭排斥态度。这些立场导致新左派与其对手一样严重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新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构想。新权威主义主要是针对宪政民主论而形成的一种对立性思潮。宪政民主论主张在政治上移植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以为只要这些制度体系得到建立，中国就将转变成现代民主国家。但新权威主义立足本土历史和文化，认为仅制度移植将难免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宪政民主思潮的“制度决定论”忽视了制度后面的文化因素。新权威主义主张重视本土历史文化的影响，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要走向民主，必须经过一个威权主义阶段”。(35)对于新权威主义思潮的核心主张，萧公秦的下述论断表现得非常明显：

　　只有铁腕才能造成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造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只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才能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精神，只有有了这种契约精神才能有民主。(36)

　　不难看出，新权威主义尽管定位为宪政民主思潮的对立面，但与对手分享了共同的目标，只是在通往这一目标的路径上存在差异而已。宪政民主论主张照搬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新权威主义则要务实得多，主张先建立开明政治权威，通过这一权威来实现经济发展，从而培育出中产阶级和现代政治文化。当这些条件具备后，宪政民主才有望建立。如果说宪政民主思潮主要受西方经验的启发，新权威主义则更多地从韩国、新加坡等近邻经验中得到启发。较之于宪政民主论，新权威主义尽管表现出明显的务实性，但它同样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在发展目标上，它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选择而与对手一样把西方宪政民主作为最终归宿；在现实认识上，把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看作“威权主义”，也忽视了“人民至上”“人民民主”的制度根基。

　　最后，大陆新儒家的发展道路构想。在文化上，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国文化根基和普世价值论移植西方文化的做法，部分知识分子力主回到中国传统，从儒家文化资源中找到通往现代国家之路。大陆新儒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大陆新儒家”被看做继20世纪中期“心性儒学”之后的一个新发展阶段——“政治儒学”阶段。“政治儒学”的兴起既是对普世价值论等西方本位思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大陆新儒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受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传统儒家文化区经验的启发。与新儒家以往发展阶段不同，大陆新儒家具有强烈“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入世”情结，对西方文化和价值持明确排斥态度，同时积极以儒家文化资源来阐释或改造中国。比如，对于“东亚奇迹”，新儒家从儒家伦理中提取勤劳、节俭、诚实、互助等美德来做出解释(儒家资本主义)，以此对冲新自由主义解释；(37)在政治上，大陆新儒家积极为中国规划政治发展蓝图，认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振兴儒教，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38)为达到建立“儒教中国”的目的，大陆新儒家展开全方位活动，主张通过儒化中国共产党的“上行路线”、儒化社会的“下行路线”(39)或建立“儒家特区”(40)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新儒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曾具有较大社会影响，但与对手一样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逐渐退潮。对于新左派而言，随着21世纪初“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确立和民生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公平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新左派逐渐失去言说的理由。对于新权威主义，一方面如前文已表明的，随着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加强，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都被当作错误社会思潮而遭到批判，对手的消失导致新权威主义失去对话对象；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央权威明显加强，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再在理论上论证其必要性已属多余。对于大陆新儒家，尽管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乏裨益，但孔孟之道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其儒化社会、儒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方略具有明显“以儒反马”“以儒化马”和“以儒淡马”取向，其最终目标是要用孔孟之道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儒士共同体来取代中国共产党。(41)由于这些严重的政治错误，党的十八大之后，大陆新儒家遭到严厉批判，其影响力迅速消退。

　　综合前文的论述，可以发现，社会思潮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明显分化和对立发展的态势：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宪政民主论与新权威主义、普世价值论与大陆新儒家分别构成对立面。它们总体上体现出两种对立的发展道路构想：或者主张模仿西方制度模式来发展中国，或者主张立足本土实际来发展中国。如图1所示，这些社会思潮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对立型”理论光谱。

　　图1 第二阶段主要社会思潮的理论光谱

　　三、调整与转型阶段：弥散型光谱

　　从2010年前后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改变，社会思潮的理论光谱也相应发生调整。首先，国际方面，持续数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的衰落，政治上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则导致一系列新社会思潮的兴起；其次，国内方面，十八大以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加强使原先诸多社会思潮黯然离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则导致诸多新社会思潮的产生。第三阶段内部可再分为两个小段：一是前五年的过渡阶段，二是后五年的定型阶段。

　　基于对社会思潮关注度、活跃度和影响度的动态监测，以及基于对数百位专家和网民的问卷调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每年发布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社会思潮”和研判报告。尤其在经过2015年的方案完善后，该调查报告已成为理解社会思潮发展动态的重要依据。这些数据和报告对于分析第三阶段的主要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报告2010年以来主要社会思潮的排序情况如下表所示(见表1)。

　　与第二阶段主要集中于新自由主义等数量有限且明显对立的几种思潮不同，第三阶段的思潮光谱表现出明显的“弥散性”特征。根据表1统计，2010-2020年间共有30种思潮进入过主要社会思潮榜单。这30种社会思潮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第二阶段的延续种类，包括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论、新权威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大陆新儒家、民族主义九种。它们中的大部分前文已进行过分析。二是基于外部(尤其美国)刺激而产生的新社会思潮，其中部分与特朗普主义有关，包括排外主义、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单边主义、反智主义、科技本位主义、功利主义、女性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潮名称存在不少重叠之处。比如，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与单边主义、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等范畴之间存在着较大重合之处。总体而言，这些思潮体现出强烈的经济排外主义、政治单边主义和文化个人主义特征。

　　三是以本土为基础的新社会思潮，包括创新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多边主义、大国心态、新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党的十八大以后，主张基于中国国情，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等方面全方位创新马克思主义，因此被看做是一种“与党中央真正一致”的社会思潮。(42)“生态主义”主要出现于2014年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之后，主张加强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多边主义”“大国心态”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体现得明显，主张从“多边互惠”和“负责任大国”角度来处理国与国关系。“新国家主义”主张在动荡的国际背景下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升驾驭世界风险的能力。这五种社会思潮基本被看作良性社会思潮。相对于这些良性思潮，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则是近年来明显强化的两种思潮。民粹主义尽管在第二阶段亦有体现，但在近十余年来发展迅猛。自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多次居主要社会思潮榜首。民粹主义带有强烈的反精英、反体制和反市场倾向，具有明显的草根性、非理性、战斗性特点，仇官、仇富、仇警是民粹主义的三大火山口。(43)民粹主义的危害因此值得警惕。种族主义与中国崛起有关，随着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断增多，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也逐渐提升。种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外国人(尤其黑人)的歧视和排斥上。这一点在2020年网民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前文的统计和分类可看出，较之于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的理论光谱出现诸多变化，包括社会思潮的位序调整、要素调整、主体更替、性质转变等。综合在一起，这些变化反映出主要社会思潮的整体转型。

　　第一，位序调整。在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建设的凯歌奋进，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思潮格局中占据主导位置，不仅对普通民众形成广泛影响，甚至一度影响政府决策。“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迫需求，遂成为影响决策的活跃力量，甚至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发挥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作用。”(44)2015年前，新自由主义仍具有较大影响，但此后一路衰退，直至完全退出主要社会思潮榜单。新自由主义的位序变化导致其他伴生性思潮的位序相应调整。从2010年开始，新左派、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新权威主义也相继退出主要社会思潮行列。但相对于这些退潮，部分原来不甚显眼的思潮位序则得到明显提升，其中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自2015年以来，它们几乎每年处于榜单的显赫位置。除此之外，生态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位序也明显提升。尤其生态主义，2014年后稳居主要社会思潮榜单。

　　第二，要素调整，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新思潮的兴起上，如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逆全球化、极端主义、单边主义、科技本位主义、大国心态、创新马克思主义、排外主义等。它们很少见于第一和第二阶段，或者即使存在亦影响甚微。相对于第二阶段的多元分化，第三阶段主要社会思潮表现得更加碎片化，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个性色彩突出，针对性极强，并向特定领域高度集中的特征”。(45)比如，围绕科技竞争，尤其卡脖子技术问题，出现了“科技本位主义”思潮；围绕中美贸易战，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围绕中国大国崛起，出现“多边主义”“大国心态”思潮。

　　第三，主体变化，主要体现为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主导。第二阶段社会思潮的主体大多阅历丰富，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等政治运动，恢复高考后成为幸运儿(大多是老三届)，同时还经历了改革开放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等重大事件。个人沉浮使他们渴望把握命运，因此胸怀理想、关心政治，希望推动社会进步。相对而言，第三阶段的主体主要出生在改革开放，尤其1990年后，是伴随中国崛起、全球化、新媒体、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严酷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的体验有限，但对国家强盛、个人幸福有着直观感知，并浸淫于日常消费、娱乐生活和网络环境中。这种生存环境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情感认知、话语模式和行动方式上表现出明显个性，如部分学者概括的“小粉红群体”“二次元情感和认识模式”“散户出征”“饭圈组织”等。(46)

　　第四，性质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思潮主题的转变上。与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国内经济、政治、文化道路上的选择不同，第三阶段的关注主题明显碎片化，很难将它们归结于某个特定主题。除第二阶段延续下来部分思潮外，还出现其他一系列新颖主题。如个人生活方式方面的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方面的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大国心态，经济技术方面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科技本位主义，群体心理方面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总体而言，在第三个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道路”不再是争论的主题，个人生活方式、中国国际地位以及发展中的特定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因此，可以将第三阶段主要社会思潮的特征概括为：思潮数量从有限几种转变为高度“碎片化”，思潮格局从彼此对立型转变为各种思潮在短时间内此消彼长的“弥散型”态势，思潮主体从以运动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型知识分子”转变为中国快速崛起年代成长起来的“中低龄青年网民”，思潮议题从主要聚焦于“国内发展道路”转变为各种“分散性”议题。“弥散性”是第三阶段社会思潮光谱的基本写照。

　　四、社会思潮阶段变化的本质

　　上述光谱变化反映出何种本质性问题？必须承认，社会思潮属于意识范畴，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47)。因此，必须从社会现实角度理解社会思潮的光谱变化。不可否认，改革开放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大方略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局面的出现，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市场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等，都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反映新现实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如有学者指出，在“文革”刚结束的背景下，饱受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反思刚逝去的历史，并将其与五四运动对接在一起，把它看做是启蒙未完成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令人十分奇怪。(48)这种解释为新启蒙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注脚。当20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方向后，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强劲刺激，并围绕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得失而形成其他诸种思潮，从而塑造出第二阶段的“对立型”思潮光谱。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道路”已从过去的争论主题转变成自信主题，这意味着第二阶段的诸多思潮已经过时，解决“强起来”背景下的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更成为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反映个人生存、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环境生态等问题的社会思潮便大量涌现。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光谱变化反映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社会思潮的光谱更替表明中国社会正不断走向多元化。社会思潮与社会利益、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等范畴联系在一起。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共鸣，在于它反映了特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和观念。社会现实的多元化催生出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反过来，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也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多元化。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光谱转换，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单一”到“相对多元”再到“高度多元”的轨迹转变。这种多元化体现在内在关联的三个方面：利益多元化、阶层多元化和观念多元化。其中，利益多元化又是阶层和观念多元化的前提。利益多元化为多元社会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原动力，阶层多元化、观念多元化则为多元社会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智力支持。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事实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解释。(49)社会分化和多元化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种利益、一个阶级或一种观念反而是病态表现，这一点在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转型的论述中早有定论。(50)从这一角度而言，不仅社会思潮多元化是一种正常现象，社会发展多元化也是一种值得拥抱的趋势。

　　其二，多元社会思潮所带来的话语竞争和思潮引领问题。一种社会思潮就是一套话语体系，社会思潮的主要诉求是希望赢得“政治话语权”。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多元社会思潮的出现和争论，表明不同社会群体试图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比如，新自由主义试图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等制度设计左右经济改革进程，宪政民主论试图以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司法独立、普遍选举等制度设计左右政治发展方向。社会思潮不完全都是良性和正面的，大部分社会思潮都存在偏颇和情境误置等问题，部分社会思潮甚至隐藏着邪恶的政治目的。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关键在于“发展”和“引领”。首先，许多社会思潮可以通过“发展”而得到解决。也就是说，通过促进发展，不断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许多社会思潮自然将失去存在的基础。现实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廉政建设、脱贫攻坚、民生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出台，第二阶段的部分社会思潮便因为不再拥有存在的理由而退出历史舞台。但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因此，“引领”也是应对的关键。社会思潮引领的核心是“一元与多样”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多样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51)只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刚性支配而缺乏多样社会思潮，观念世界将万马齐喑；只有多样社会思潮而缺乏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世界将混乱不堪，甚至危及政治和社会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在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互动中不断吸收精华、抛弃糟粕和批判邪恶，才能使自身变得更加先进和科学，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28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②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第一、二阶段的区分在学术界已有较大共识。参阅马德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改革开放以来》，第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等。第三阶段划分主要依据《人民论坛》所发布的年度重大社会思潮研判报告，参阅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

　　④马德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改革开放以来》，第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⑤⑥⑦萧三匝：《左右为难——当代中国思潮访谈录》，第46页，第7页，第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⑧1988年，王元化创办《新启蒙》刊物，共出版四期。

　　⑨萧三匝：《左右为难——当代中国思潮访谈录》，第8页。

　　⑩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1)(12)李泽厚：《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下卷)，第849页，第8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重点为引者所加。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比如，王炳权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一书中对普世价值论、公民社会、民族主义进行过专门研究，马德普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改革开放以来》一书中对自由主义、新老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进行过专门研究。

　　(17)之所以说危害最为根本，因为新自由主义企图从经济上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宪政民主论试图从政治上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普世价值论则试图从文化上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之所以说投入的批判精力最多，可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可以得到印证。2016年，该成果出版了“错误社会思潮批判文选”丛书，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宪政民主观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四本。

　　(18)国内“新自由主义”一词实际上对应了“neo-liberalism”和“new liberalism”两个理论脉络，并且很多时候不作区分。但两者实际上存在着明显差别，“neo-liberalism”表示“古典自由主义在晚近的复兴”，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存在紧密关联，“new liberalism”主要指以柏林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并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中得到体现。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它是一种“新型”自由主义。本文讨论的是“neo-liberalism”，主要指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两者的差别可参阅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9)(20)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24页，第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21)乔瑞：《当代主要社会思潮的动态研究与批判》(下集)，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2)张五常：《中国经济改革仅一步之差——今年七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录》，《书城》，1999年第10期。

　　(23)张维迎：《国家当债主，老百姓当股东》，《国有资产研究》，1996年第5期；张维迎：《国家不应是企业的股东》，《经济探究参考》，1997年第5期。

　　(24)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联合早报》，2008年10月28日。

　　(25)程恩富：《马克思经济学与经济思维方法——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四》，《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26)《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人民日报》，2014年1月17日。

　　(27)王燕文主编：《社会思潮怎么看》，第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8)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第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9)何娅：《基尼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3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31)陈学明：《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4日。

　　(32)萧三匝：《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第90页。

　　(33)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第31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34)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第191—21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5)萧三匝：《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第114页。

　　(36)萧三匝：《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第107页。类似主张还可参阅萧公秦：《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载马立城：《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第297—298页。

　　(37)持这一立场的学者包括金耀基、余英时、杜维明等人，参阅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8)蒋庆：《政治儒学》，第3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9)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转引自邱涛：《评“儒化中国”论》，《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6期。

　　(40)参阅张祥龙的两篇访谈录：《我为什么倡导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南方周末》，2013年12月6日；《再谈儒家文化特区》，《南方周末》，2013年12月9日。

　　(41)梅荣政：《对当前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红旗文稿》，2015年第13期。

　　(42)程恩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价值取向》，《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43)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44)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第117页。

　　(45)贾立政、王慧、王妍卓：《全民抗疫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动向及特征》，《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

　　(46)余亮：《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文化纵横》，2021年第10期。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8)王元化：《思辨录》，第36—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9)如陆学艺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苏伟：《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

　　(50)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89—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1)乔瑞：《当代主要社会思潮的动态研究与批判》(下集)，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