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仲秋，入学不久，我和同门应邀到乐黛云先生位于北大中关园的寓所聚首。论及学业，乐先生笑说，希望我们尽快进入状态，撰写读书报告，为未来的硕士论文打底。

　　此后一段时间，我潜心琢磨乐先生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西潮涌动，“五四”前后掀起骇浪的尼采在文化界复活，与其他众多西哲一起，风靡校园。尼采提倡的“一切价值重估”，松绑着久受桎梏的人们，也激荡着年少稚拙的我。乐先生发表于1981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孤明先发，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对学界的影响既巨且深；她推崇鲁迅在尼采笼罩下标举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正与新时期的激昂慷慨同频共振。我捧读这篇经典之作，从字词句段到命意结构反复推敲。篇中所引证据，我也追溯出处，以还原乐先生的运思过程。我注意到，乐先生在诠释尼采与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关系时，论证周密而有力；在诠释尼采与国统区战国策派的关系时，则未免笔墨匆促。乐先生也说，20世纪40年代文学并非其着力所在，她鼓励我以“论尼采与战国策派”立题，对之做专门探究。

　　按照乐先生教诲，我开始研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选修陈鼓应先生开设的“尼采与庄子哲学比较研究”。陈先生是殷海光先生的弟子，崇尚民主与自由，辩才无碍；他有时着一袭草绿长衫，风度翩翩。他像乐先生一样，把自己倔强的个性、跌宕的人生和时代的潮汐融进了对尼采的解读。尼采提出的上帝已死和冲创意志、酒神精神与自我提升，以及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和洒脱深远，均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居住于北京友谊宾馆，一天，我贸然骑行到那座高华肃穆的园林向他请益，他的热情温蔼和诲人不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课下，我阅读周国平先生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因幻想有一日能读懂尼采等德国大哲的原著，我选修了难啃的德语。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乐黛云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战国策派文献比北京大学图书馆要丰富得多。根据乐先生指引，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读陈铨、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学者的著作，阅读他们创办的《战国策》杂志。起初，由于茫无头绪，我不晓得哪些资料可用，只管埋头苦抄，抄个没完没了。收藏战国策派资料的清华学堂是一座德国古典风格的双层建筑，青砖红瓦，树木掩映。它矗立在大礼堂前草坪的东南侧，曾是誉满海内的清华国学院所在地。多少个上午，多少个下午，这座庄雅的名楼见证了我的迷惘、勤恳和振奋。

　　1987年夏，一篇长达17000字的习作《论尼采与战国策派》呈在乐先生案头。很快，乐先生约我到比较文学所所在的北大四教谈话。她先对此文的优长表示赞许，我以为修改后可以发表。接着她说，此文最大的问题是逻辑不清，表现在主题没有一笔到底、节与节之间联系松散、自然段与自然段之间总在跳跃，且口语和抒情笔调妨碍了表达的准确和清晰。她说，研究需要质疑，要在多层追问转进中把论述逼向深处；研究需要批判，不要老是追着研究对象跑动。她还问到我高考数学成绩如何，我接答后，也道及曾自学过微积分。她说用不着那么高深，我只需把初中解析几何的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就足够了。最后，她讲出一句让我此生铭心刻骨的话：如果过不了逻辑这一关，这一生就别干学问这一行了。说这话时，她背对着我，站在宽阔明亮的玻璃窗前，窗外就是我经常奔跑的五四运动场，午后的运动场上正传来声声年轻的呐喊。

　　说起来，乐先生对弟子的一篇习作，有鼓励，有批评，并有针对性地拈出逻辑一事加以发挥，何等自然正常，何等亲切有味，弟子亲炙先生的意义岂不正在于此？然而，那时的我，视域未开，胸次未广，敏感而自薄，闻听乐先生之语，心绪难免一波才动而千波随之涌起。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做学术研究，在此后不短的岁月里，一直盘桓在我的内心深处，啮噬着我，使我不能宁静，不能致远。至于那篇习作，我无心修改也无心投稿，甚至连再打开它的欲望也告消歇。后来，在一次搬家中，这篇留下我精神成长印痕的文稿浑然不知去向。当遍寻不得时，我虽有些不舍，却也没有生出敝帚自珍的情愫。只是近年，渐近落霞时分，每当忆起乐先生教养之恩，我才为未曾妥存那篇习作，真正感到惋惜，真正有些自悔起来。

　　乐先生重视逻辑的精警之言，召唤我回头是岸。此后数十年间，为锤炼逻辑能力，我用心阅读了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在撰写每一篇论文时、准备每一场学术演讲时，也总是临深履薄，从整体到部分、从起承到转合，在逻辑方面“斤斤计较”。即便如此，一些逻辑漏洞仍然难以避免，令我不能自安。同时，我也把重视逻辑这条“乐门家法”带进了教学之中。迄今说不出，我所伴读过的学生，有哪一位在逻辑方面没有受过我的苛责。这些年，如果说我和我的晚辈们一定程度上坚持了独立思考，坚持了质疑和批判精神，行文中减少了一些逻辑瑕疵，饮水思源，是不能不感激乐先生当年的苦心训诲的。

　　2022年春，我和妻子去拜见乐先生，相隔36年后，旧事重温。我请教乐先生：为何当年那么重视逻辑，批评起我那篇读书报告又是那么严厉。她朗声笑道：“汤老师研究哲学，常与我切磋，总嫌我在逻辑方面考究不够，所以我对逻辑问题就格外敏感。”

　　这使我想起，汤一介先生曾经提到，他大学期间最用功的科目就是“普通逻辑”“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1987年，我遵从乐先生之命，选修了汤先生开设的“中国佛教哲学”。他在课堂上讲述，中国数千年中没有形成深厚的逻辑传统，唐玄奘从印度输入的因明学，窥基之后便少有传人；中国缺失逻辑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者强制在下者服从，不希望人们独立思考，不允许人们对其所作所为发出质疑。

　　我有一个梦想：在未来某段时光，我要再入藤影荷声的清华园，再入新雅别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重新阅读战国策派的文献，重新结撰一篇读后感，题目现成，仍用乐先生起的旧名：“论尼采与战国策派”。这一次，我定全力以赴，力避逻辑谬误。

　　然而，北大朗润园那一栋我所熟悉的居处早已是人去屋闲，只有室外二老手植的苹果树依旧摇曳风前。那么，我的这一篇新作，又请谁来批阅？我的这一片沉沉思念，还有这一缕寸草微意，又向谁去漫诉？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